玄奘青年起即以成名,后往印度深造佛学,历经十六余载,归来时用二十匹马驮回了657部佛经。玄奘后居于京城,率领一支团队,完成了其中75部共1400份卷轴经书的翻译工作。

旅途

        玄奘生于河南的一个文人官宦世家,俗名陈袆,后取法名玄奘。玄奘初随长兄在洛阳出家时,学识态度无不令人赞叹。从一开始玄奘就对佛教经文情有独钟,特别是唯识学派的经文,更确切地说是无著的《摄大乘论》。隋末动荡,他去了四川并在此受具足戒,时年二十。此时的他浸淫于阿毘达磨(Abhidharma)和瑜伽经中,且深研经藏、精通戒律,而经藏、律藏与阐述教义的论藏共同构成了佛教的三藏。“三藏”也常常成为世人对玄奘的称呼。去长安后,他对佛经的不同解释产生疑问,最终他觉得只有去印度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关于《瑜伽师地论》所展开讨论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瑜伽师地论》仅有部分被译成中文,且当时业已散佚。玄奘在印度找到了完整的版本并在归国后将其中的一百章翻成了中文。在敦煌的洞窟中发现了几十份《瑜伽师地论》手写本残卷。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九世纪的抄本,是在敦煌本地或在这一地区所制作的,在这一时期,《瑜伽师地论》由于受到一位当地本身就是从事藏文中文互译工作译僧的评注,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手写本中,我们可以找到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285”的一个版本,其中包含有这一经文的第五章末尾与第六章开篇。

         决心既下,玄奘遂不顾禁令,偷偷地去国远行。629年,玄奘踏上了征程,一去印度十六载。今天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旅行中的种种艰难险阻,这要感谢他的两个弟子慧立和彥悰在他辞世后为他所编撰的长篇传记。传记题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曾由儒莲翻成法语,译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née 629 jusqu’en 645”(《玄奘的生平及其629年至645年在印度的旅行》),不久之后的1888年,又由毕尔(Samuel Beal)将其译成英文。传记中所载的内容对了解印度佛教及玄奘本人经历弥足珍贵,对了解玄奘归国之后的翻译活动也同样至关重要。不过传记中被儒莲和毕尔译成法文和英文的仅有其青年时期及后来的旅行的部分(十章中的五章)。

        穿越与中亚及印度的玄奘并非一位岌岌无名的朝圣僧人,而是一名声名远播的高僧。在他所经过的王国与宫廷,王公们热情恭迎,面对迎接他的当地博学的高僧,有时他会展现出他高人一筹的精深的佛学,有时也会参与其辩论。在那烂陀寺羁留的数年中,他完全融会贯通了阿毗达摩的大义深知。此后他还打算前往锡兰岛,可惜当地的动荡不安阻挡了他的脚步,他最后只是经泰米尔到达了印度中部及西海岸。玄奘归国的行程包括卡比萨谷地、帕米尔,经喀什、和阗、敦煌回到了长安。645年,玄奘更是受到了大唐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

 《西域记》 

         玄奘把自己在国外的全部历险收录在了那部经典的《西域记》中。该书是奉唐太宗(627-649年在位)之命而作。玄奘在本书中仅署名为译者,可能是因为书中的传闻逸事及寓言故事的翻译出自他手。他的弟子辨机为其提供了帮助,而且很可能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工作。该书于646年献给皇帝,共12章,介绍了中亚及印度次大陆的至少144个国家。如同《三藏法师传》一样,这本书也被作为佛教经典与其他历史著作保存在一起。但是该书留存下来的唐代古本仅有几个手写本残卷,其中包括在敦煌发现的三份前三章中的部分文本。有两份保存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S. 2659 et 958),第三份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即伯希和中文手写本3814(manuscrit Pelliot chinois 3814),这一份残卷中描述的是有关犍陀罗的第二章末。全文由儒莲译为法文,法语题为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毕尔也将其翻成英语,目前最新的英文版本出自李荣熙之手。玄奘的西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是被作为中国佛教朝圣者中的典范。在8世纪至10世纪间、很有可能也在其后的时代里有一幅旅行者的画像流传极广,画中的行者肩挑放满了手写卷轴的背篓。描绘这位行者目前已经发现的就有十几份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两份是绢画,其它则画在纸上。有两幅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藏品中(编号:Pelliot chinois 4518.39 et 4029)。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这位行者有可能就是玄奘,不过画中行者大鼻子的形象更像一位西域人士,另外玄奘取的经是芭蕉页纸的经文,并非卷轴。之所以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想法有可能是因为过去就有一些类似形象已经被人们解读为玄奘,虽然其描绘的是另外一个有类似经历的人。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幅画像被刻在石头上,还被人作为制作了大量的拓片的基础。

翻译

        归国以后,玄奘把他的余生都贡献给了他取回的经文的翻译工作。他的这段人生被记录在其传记的第二部分中,其中讲述的主要是他的“俗世”生活,即他与太宗皇帝及太宗之子之间的书信往来。他翻译的经文中有很多取代了以前的翻译,其他的则是以前从未翻译过的。其中最有名或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该经体量巨大,而且集中了好几个不同的校本。中文的翻译共六百卷,也就是一万多页。这部经文的传播极其广泛,得到不断的抄写,特别是在敦煌。无法计量的手写本留存了下来,其中有很多是随吐蕃赞普九世纪上半叶的捐赠应运而生的。在所有的写经中,有两份经本值得一提。一本是伯希和中文2018(Pelliot chinois 2028),是第330章的部分残篇,很有可能是在九世纪抄写而成的。另一本是伯希和中文2114(Pelliot chinois 2114),第277章中的章节,有可能是695年至705年间抄写的。有一篇浓缩而成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是由玄奘翻译的,非常简短,经常被人背诵,其流传极广。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写经的文字排列具有形似宝塔的特点。比如编号为伯希和中文2168(Pelliot chinois 2168)的手写本。在28份佛经中,律部的两篇经文及所有玄奘翻译的论部经文,部分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比如伯希和中国3709(Pelliot chinois 3709)是《佛地经》的残卷,书于649年。该书是玄奘归国的645年同一年翻译完成的,也就是中间仅间隔了四年的时间。在这部残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师”还在页脚列出了翻译团队成员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