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隆考察之旅 (1906-1909)

          1906年至1909年间，法国的官方机构赞助了三项科考活动，分别是伯希和、沙畹及多隆的考察（Henri d’Ollone，1868-1945）。他们考察的目标和考察的范围各不相同。多隆考察的主要目标是调查住在中国贵州、四川及藏东各省未被同化的或同化程度较低的名为苗子（或苗）、倮倮（或者夷，现称彝）以及西番等民族的起源。

          提交给地理协会的考察计划得到了数家法国政府机构的支持。1906年8月考察队出发，由亨利·多隆（Henri d’Ollone）上尉任考察队队长。多隆此前曾在非洲进行过考察，不久前的1904年还在中国进行过初始考察。考察队中还有三名军人，其中有负责地理与地形调查傅洛艾勒（Fleurelle）中尉，1906年获得东方语言学院中文学位的勒帕热（Lepage）中尉，他负责翻译工作，还有波依乌（Boyve）军士负责考察队的细节。预算约十万法郎，公共教育部的拨款只有两千法郎，印度支那政厅给予了5千法郎补助，法属亚洲委员会也拨给了他们一千法郎。

        考察团的目标有地理的（绘制“未知”地区的地图）、历史的、考古的、碑铭学的，也有人种学和人类学的。考察队先抵达海防，而后分别前往凉山与芒街调查，之后在河内启动了考察任务。在到达 “云南省 ”（法语文献中称其为Yunnan sen，指的是今天昆明市）后，考察团分成两组，一组两人前往贵州苗族领地，前往望谟和镇宁，另一组则向着宁远府（今天的四川西昌）方向而行。多隆在路上还在考虑如何把在法国工程师指导下建造的海防－昆明铁路线往扬子江方向延伸。1907年夏天考察团深入到倮倮的领地，这要多亏当时住在宁远府的宗座代牧主教光若翰（Jean de Guébriant 1860-1935）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光若翰也加入多隆的考察团，并且还带上了一位汉语－倮倮语的翻译。多隆亲身接触到倮倮族，并远行直至扬子江边的叙府（今天的绥江），之后还深入到滇西北地区的苗族领地。

        1907年9月，探险者们回到了云南省开始对他们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少数民族的语言词汇、碑铭拓片等进行分类整理。同时勒帕热着手寻找历史遗迹或考古遗址，并搜集不少的铭文，其中有一部份与蒙古时期的云南总督赛典赤（1210-1279）有关。伊斯兰教就是经这位总督介绍到云南的。

        然后在第二年，考察团重新踏上北行的路线，前往藏东寻找西番人。在绕道雅安登顶圣山峨眉山之后，多隆经成都前往松潘厅（今天的松潘），并由此开始对藏区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在他之前的所有旅行者的眼中充满敌意的地区，是很多人如古伯察神父（Père Huc 1845-1846）、普热瓦利斯基（Prjevalsky 1879-1880)、柔克义 （Rockhill 1888-1889）以及吕推（Dutreuil de Rhins (1893-1894)都努力避免进入的。尽管如此，1900年还是有两名英国探险家——一位名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 1847-1900）的工程师与瓦特－琼斯（W.A. Watts-Jones）上尉还是冒险进入此地，但前者在黄河中溺水身亡。特别是1904年，一支由威廉·费尔希纳（ Wilhelm Filchner 1877-1957）上尉以及地理学家阿尔伯特·塔菲尔（Albert Tafel  1876-1935）率领的德国考察团从相反的方向，从北向南进行考察。多隆的考察团一路上遭遇了各种事态及敌对状况，最后抵达甘肃夏河附近的喇嘛寺庙群拉卜楞寺。他们由此前往兰州。然后在团员们直接前往北京集合的同时，多隆顺着黄河而下，先是参观了沙畹不久之前刚研究过的大同云冈石窟，然后又去了五台山拜访了1904年在英国人入侵后逃离拉萨的达赖喇嘛。最后到达北京并于1909年初回到法国。

        在此同时，多隆的信件如同潮水般涌向地理协会和其他赞助机构，他在信中宣称自己的考察获得成功，并描绘了他所碰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同时也对他的考察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宣称，考察团的行程多达8000公里，其中有2700公里的行程是他人从未走过的。他带回来2000张照片、45个非中文方言的词汇、4个未知或未获破解的文字的词典、32份倮倮手写稿、225份不同语言的铭文、关于42座城镇的专著以及大量不同的物品。对所有资料的研究预计会达到7卷。

         1911年和1912年出版了其中的三卷。原先预计出版7卷中还有一卷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穆斯林研究》，另一部分是《中国非汉族的民族文字》（Ecritur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及《中国非汉族民族的语言》（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还有一卷1911年时宣布会予以印刷（《石柱及石刻铭文》共400页，及100张插图页，价格为25法郎），但最终没有完成。尽管不是所有7卷都得以出版，但是还是有一些专家偶尔不定期的研究得以面世。比如赛典赤的传记就是得到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和沙畹的指导。沙畹作为研究中国碑铭的泰斗，还建议多隆把重点放在重要的铭文上，不管其是关于倮倮的中文铭文还是在雅安及四川拓印的汉朝铭文。多隆考察团带回来的200多份拓印现在都保存在吉美博物馆。这些铭文的内容多样，其搜集工作看起来并不一直很系统。

        多隆考察团的成果不能说很单薄，但是其重要性比不上伯希和及沙畹的考察，特别是没有多隆自己本人相信的那么重要。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中文知识的匮乏，一方面是因为加斯顿·勒帕热的学习还不够深入。夸大考察的成功，将其描绘得超出实际情况，令考察获得的欣赏大打折扣。比如地理学家莫里斯·齐默曼（Maurice Zimmermann 1869-1950）就认为他所走的全新的那部分路线只是一些短程，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领事皮埃尔·雷米·邦·德安蒂（Pierre-Rémy Bons d’Anty，1859-1916)的赞同，他也认为多隆愿意想象自己走得都是别人未走过的路，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走了一些没有多少人烟的小路。而汉学家梅朋（Charles Maybon，1872-1926）指出，考察团所带回来的关于云南伊斯兰教的信息并没有未对这方面原有的认知提供任何新的认识。这样的批评也出现多隆与远东学院院长克劳德－尤金·迈特尔（Claude-Eugène Maître，1876-1925）之间争吵中。最后，历史学家亨利·柯蒂埃（Henri Cordier， 1849-1925）对多隆上尉关于倮倮的发现也持谨慎的——如果说不是怀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