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到18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是获得地方或朝廷官方批准居住在京城或地方的唯一永久西方居民。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为天主教的传教热忱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教士扩宽了传教之路。

断断续续的存在

        早在唐朝(618-907年),基督教景教就已出现在中国的文字记载之中。在蒙古王朝元朝(1271-1368)统治期间,教皇特使方各济及多明我会的修士以及意大利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54-1324)——都曾留下大量交流的印迹。

       天主教曾受益于元朝对各类宗教的宽容,但是在明朝(1552-1610)初期,这一初步兴起的团体遭到清除。直到明末的1583年,才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年) 在南方省份广东落脚。传教活动复兴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是1494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罗马教廷划分了传教保护权的势力范围,并在葡萄牙1510年占领了果阿之后把东方传教保护特权划分给了葡萄牙。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了日本群岛。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上岸,并获得了广东地方政府的居住批准。而西班牙人1565年通过西航道穿过大西洋及太平洋占领了菲律宾,中国沿海省份福建有很多商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利玛窦在中国南方和中部生活了十八年之后,终于于1601年在京城北京定居。利玛窦的行进路线勾画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史的前因后续。利玛窦为他的会团设定了招募新传教士的标准就是要求他们掌握中文的口语及书写,并且具有科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可以确保其推进针对官方的传教工作,直至取得文官等级的位置,如掌管天象预测日食月蚀的钦天监的监正。尽管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曾受到打压,但他们因此所遭受的恶意与日本的反基督教的迫害则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传教就此打开了局面并且还顺利地度过了满清取代明朝的过渡期。从1583年到鸦片战争,在华的欧洲人都是传教士。其他来自欧洲的访客只获准季节性地前往广州的市集。

礼仪之争

         紧跟着大发现进行的不同修会的传教范围的划分之后,中世纪时向东方派遣过传教士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此时因依附于西班牙王室而转向西班牙占据的美洲进行传教,而文艺复兴时期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1540年创立的耶稣会则在亚洲传教。与此同时,自从菲律宾被占领之后,宗教在此登陆并开始向福建渗透。不同修会之间围绕着耶稣会对中国传统敬祖尊孔的仪式的宽容过度的争论变得白热化。这一争论被引到教廷圣座。不同的教皇先后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1705年教廷传信部最终派遣教皇特使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向康熙(1662-1722在位)转达了否定了传统礼仪的观点。此次出使的结果是给康熙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要知道,在此之前,康熙个人对传教士是充满善意的,因为他觉得出入清廷的传教士所拥有的科技知识有利于巩固他的权力,而且传教士在各省(耶稣会士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向四川的传教士)和当地行政首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出版物倍增

        在亚洲,关于传统文化的实践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容的争论也适用于印度。教皇特使在前往中国之前也曾在此停留,传达了罗马对马拉巴礼仪的谴责。但是,最激烈的论战还是在中国,康熙皇帝还向教皇致信解释中国的礼仪,并且从根本上否定其具有迷信的色彩。特别是在法国,礼仪之争的烈火激起了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兴趣。孔子的著作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首次得以在巴黎翻译出版,而且就在出版前不久,路易十四还刚刚摆脱葡萄牙保护权的限制,向中国派出了法国耶稣会士,并且免除了他们必须从里斯本出发到澳门上岸的义务。不受葡萄牙约束的法国耶稣会成立于1700年,而且在耶稣会1763年被撤销之后仍然延续其活动。它的最后一位代表1813年在北京去世。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这一会团的成员所编撰的著作数量相当丰富,比如《耶稣会士书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 1702-1776), 杜赫德1735年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以及《中国回忆录》(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它们都曾向欧洲传播关于中国文化的学识。此外,正是感谢路易十四创办的一个购书委员会的努力,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拥有丰富的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书籍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