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贝尔坦 （Henri Bertin，1720-1792)

         贝尔坦1720年生于佩里格（Périgueux）。1759年，他在蓬皮杜夫人的支持下，出任财政总监一职。当时法国正逢七年战争，财政状况深陷泥潭。据1764年皇室年鉴所述，1763年12月，和平来临后，贝尔坦辞职，但又很快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在路易十五的支持下，他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做到了1780年。“小大臣”也掌控着印度公司、棉花和瓷器生产、农业、矿业、种马场、河道及运河航运、运输业、彩票等等。此外他还管理着诸如法兰西岛、波旁等数个财政区以及印度公司的所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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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坦对中国的兴趣是这个十八世纪中期风行的“中国热”的一部分。当他还是年轻的里昂总督时，结识了一名叫皮埃尔·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的旅行家，这一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热情。在他刚接手印度公司时，有两名中国人——高和杨前来请求免费搭乘印度公司的轮船，他因此与其结缘，并由此开启了他与驻北京法国传教团之间的文学和科学通信往来，从1764年至1788年，他们的书信往来从未中断。

        贝尔坦坚信中国当时在农业与科学上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法国可以从中获益。他当时负责塞夫尔皇家瓷器厂（la Manufacture royale de Sèvres），因此特别希望获得瓷器制造以及高岭土的信息。他把他从中国得到的高岭土样品交给波尔多的主教，请他进行探测工作，并且最终在利穆赞（Limousin）区的圣提里耶（Saint-Yrieix）找到了高岭土的矿藏，启动了塞夫尔“硬质瓷”的生产。

        他曾请求高和杨在法国多停留一年，并让他们接受科学教育，然后让他们带着很多问题回到北京，其中不少问题来自杜尔哥（Turgot）。高和杨本来应当在中国寻求问题的答案，并将其寄给贝尔坦，但是他们归国之后的重新适应过程并不顺利，耶稣会的传教士接替了他们的工作。

        尽管贝尔坦日常有大量官方的工作要做，但是他仍然亲自阅读那些在中国编撰的回忆录，并做出注解和点评，指出那些在他看来适合录入《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这本他先后委托巴铎神父（l'abbé Batteux）及福德里克斯·乌达尔·德·布雷基尼(Feudrix Oudart de Bréquigny)主持出版的书中。

       北京法国传教团的神父们不断给贝尔坦寄来各种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文献及他们所做的科学报告，并附带寄来记录画册、植物种子（用于种植实验）、矿藏样品以及各种其它物品比如一台织机、一把犁、一辆独轮车、数件乐器、毛笔、墨、浆糊等等。为了持续赢得贝尔坦的好感和关注以及财政支持，神父们还给贝尔坦寄来了一些“珍品”，比如印刷精美的中文及满文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宫廷印刷的，还有一些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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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歌籁（Louis-Mathieu Langlès）作为负责东方手写本的图书馆员，把留下来的满文及中文书籍以及若利（Joly）不在意的耶稣会士赠送的写本和记录性的画册收入了国家图书馆。蓝歌籁在共和历4年风月15日（1796年3月5日）收到的107件物品中，有36件于共和历4年芽月25日（1796年4月14日）转移到书画部，其余的则分发到写本部的各个收藏库中： 52件（包括23件无题的写本）收入了中文及满文库，其余的主要收在法语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