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推及李默德的考察之旅 (1890-1895)

1890年到1895年间，法国一支由吕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率领、李默德（Fernand Grenard 1866-1945）同行的探险队考察了新疆和西藏地区。这支探险队的任务是填补亚洲高地地图的遗阙部分，特别是那些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高山地区，更确切地说，就是此时依然笼罩在神秘面纱背后的西藏。 

        吕推的考察团不是19世纪末欧洲人发起的各种探险旅行中最早的一个，但却是最早以科学考察为目的的探险队之一。这次考察的任务从本质上讲是地理学的。正如泰奥多尔·帕维（Théodore Pavie，1811-1896）所言，在人们的眼中，此时的地理已经成为了一门精确的学科。但在殖民发展及英俄两国强权为扩大中亚影响力展开竞争的历史背景之下，这门学科是最常常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就是史上被称为“大博弈”的时期。但是我们这里讲到的考察团看上去没有什么隐藏的政治或经济目的。李默德曾表示，“我们的旅行是一个科学的、和平的行动，没有任何隐藏的政治或宗教目标，也没有任何的商业或获取利益的意图。”除此之外，和英国与俄国不同，这一地区离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太远，法国在这一地区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很多旨在探察、收集信息的探险队成倍增加。一方面，俄国的尼古拉·普列瓦尔斯基（Nikolaï Prjevalsky，1839-1888）可能是最活跃的一位，在1871年至1884年间他组织了四次探险考察团，覆盖了西藏的所有区域。他的同伴佩夫佐夫（Mikhaïl V. Pievtsov，1843-1902）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事业。英国方面，带有间谍色彩的外交活动也一直很活跃，比如福赛斯 （Thomas Forsyth，1827-1886）或者内伊·埃利阿斯（Ney Elias，1844-1897）以及荣赫鹏 （Francis Yunghusband，1863-1942）等人的活动。最后匈牙利人贝拉·塞切尼（Bela Széchenyi，1837-1908）在1877年至1880年间也组织过一个非常大的探险活动。上述的这些探险活动中，不管是哪一个看起来跟探险家纪尧姆·卡皮（Guillaume Capus，1857-1931）1891年所讲述的《中亚的保健之行》（ Promenade hygiénique en Asie centrale ）都很不一样。

        在组织一个这样的亚洲高地考察活动之前——所谓的亚洲高地是指从蒙古经新疆（又称中国土耳其斯坦）到西藏的大片区域，吕推作为远洋海军的上尉早已名声在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在航行于安南的一艘炮舰上任职，但是他的主要成就是他编制的一幅东印度支那图（1881），这幅图在法国夺取殖民地的过程中被证实非常实用。不久之后，他还加入了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 , 1852-1905)的非洲探险队，并在法国为其进行宣传。这一次他还编制了一份西非地图。

        他对非洲的兴趣并未减少他对亚洲研究的兴趣。1889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中亚（西藏及周边地区）》的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中，他得到了德微里亚（Gabriel Devéria，1844-1899）的帮助，通过使用中国文献尽可能完整地重现了这一地区的地理概况。与此同时，对这些地方的认识还有很多不为人知之处。吕推也在组织推动一个从巴黎出发经西藏到达北京的远征考察。他联系上了公共教育部、法兰西科学院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10万法郎的补助，此外还有两份各1万5法郎的补助。考察预计需耗时三年。考察设定了不同的目标：第一年，考察的目标是了解和阗以南的山脉，并重新找到连接和阗和拉萨之间的路径；第二年，他们预计穿越山脉到达拉萨以北的纳木错，然后前往西宁；第三年，这些探险者将会在蒙古的不同地区展开简短的考察，并在回到法国之前，在北京重新汇合。最初预计的四名法国“探险队员”中只有两人最后参加了考察团——吕推和刚在东方语言学院结束俄语学习的年轻的李默德 （另外两位遭到排挤，提起诉讼……）

         原定计划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1891年2月两位探险家从马赛出发，经过伊斯坦布尔、高加索和塔什干于7月到达和阗。他们招募了8名随从（两名俄国人、五个阿富汗人和一个中国翻译），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小”随从。大队人马8月3日从克里雅河谷启程，向着阿尔金山脉及昆仑山脉的乌斯腾塔格山或者阿克塔格进发。此行的任务并不轻松。正如李默德所写的那样，“面对阿尔卑斯山，人感觉很轻松，也可以说，人与大自然处在同一高度之上，因为风景似乎是特意为了人而创造组合的，就像为了观众的乐趣所创造的戏剧舞台的布景，或者像为散步者设计的英国花园。而在西藏，面对狂野的大自然的力量，人会觉得自己太虚弱；面对巨大的山脉，人会觉得自身过于渺小。人惨遭挤压；布景似乎是为巨人而设的。”考察团刚一出发，就有两匹马坠崖身亡。考察团的路线在或前或后的一些节点上会与其他前辈所走的路线交叉，比如英国的凯瑞（Carey）与道格立绪（Dalgleish）（1888年遇刺身亡）1885年至1887年间从列城出发前往藏北探险的路线，又或俄国人博格达洛维奇（K. I. Bogdanovitch）所行走过的路线，甚或格龙布切夫斯基（B.L. Grombtchevsky） 1887年与邦瓦洛（Français Bonvalot，1853-1933) 结伴同行的路线。后者后来还在亨利·奥尔良（Henri d’Orléans ，1867-1901）的陪同下，展开一段新的从巴黎到越南东京的旅程，这一旅行也将预计会和吕推的旅行汇合。

        第二阶段始于1892年6月。考察团一直走到了克里雅河的源头，然后到达松木希错湖。由于迷路，加上吕推生病，考察团放弃了向纳木错前进的路线，转而向西，走到拉达克，然后从喀喇昆仑山口回到和阗。第三年——1893年考察团于5月启程，穿过阿尔金山及乌斯腾塔格山前往纳木错。在此，他们与拉萨来的特使会面，特使禁止他们继续向首都拉萨的方向进发。在谈判无效之后，考察团转向那曲，考察湄公河的源头。正是在这条路上靠近结古镇，今天叫做玉树的地方，吕推迎来了人生的尽头。面对着此处凶悍敌对的民众，加上有两匹马被盗，考察团团长决定扣下两匹藏人的马为质。结果这引来一次袭击，在袭击中，吕推中弹受伤遇害，尸体被扔进了河中。李默德无力拯救吕推的性命。李默德被囚，后被释放，经由青海湖到达西宁。

        李默德还是设法保护下来这三年所做的笔记。他将考察成果分三卷发表，其中第一卷讲述了探险的过程。第二卷讲述的是中国土耳其斯坦人及西藏人的历史与人口。第三卷介绍了中国土耳其斯坦穆斯林的相关信息，一部分是关于考古的，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地理的，主要内容是地形学和水文学。最后还有一个按照旅行笔记绘制的地图集作为补充。在描绘洞窟遗迹的考古信息、一些物品和钱币中，还有1到3世纪间用佉卢文书写在桦树皮上的《法句经》手写本残篇，现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一手稿是吕推和李默德在和田购买的，可能是在这一地区的某个洞窟中被发现的。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1898年辨认出这一手稿，并对其进行了研究（《亚洲学报》）。其他的残卷被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获得，现存圣彼得堡。除了李默德介绍此次探险考察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外，植物学家阿德里安•弗朗谢（Adrien Franchet 1834-1900）也对李默德带回来的植物进行过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两篇文章中，《吕推考察团从西藏带回的植物之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 rapportées du Thibet par la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 ）以及《来自……科考团的西藏新植物》（ Plantes nouvelles du Thibet provenant de la mission scientifique… ）。后来，李默德成为一名外交官，先后在土耳其及东欧任职，他一直都对他走过的中亚部分保持着兴趣，1904年，他还发表了一本题为《西藏——国家与居民》（Le Tibet, le pays et les habitants）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