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曼·拉里贝 (Firmin Laribe,1855-1942)

       19世纪及20世纪初，除了许多专业摄影师——不管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创作的作品之外，众多摄影爱好者的作品也丰富了远东题材的摄影创作——这些业余摄影师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野心、具有实验精神，而且他们从自身独特的环境及视角出发，拍摄了一些很少被涉猎的地区和社会群体。拉里贝正是这样一位摄影爱好者。彼时的欧洲正处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巅峰时期，她向世界每一片海域、每一块大陆派出了士兵、海关人员、海军、行政人员、谈判人员、宗教人士，而这些人在工作之余，还发回了他们所到之处的物品、游记与图片；或许一开始他们的心中已满怀好奇，又或许，他们对于探索世界原本没有哪怕最模糊的概念，然而对世界的探索拨动了他们心中的某根心弦，他们着迷于此不能自拔，而且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也从未遭到追求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的扼杀。

        菲尔曼·拉里贝（1855-1942）就是这样一位远方影像传递者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拿破仑三世时代的卡雅克（Cajarc）—— 一个位于洛特省的小村落。他的父亲是名木鞋匠。他刚一成年就去参了军，一方面是为了改善他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去探索世界。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是获得海军陆战队及殖民部队的上尉军衔；1883年至1895年间，他在河内服役，1904年起他在华服役，并担任法国公使团保卫军指挥一职。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但是看起来他至少一直待到了1908年。他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退了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洛特以及蓝色海岸和摩洛哥的明信片出版工作。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书画及摄影部门的这418张照片显然出自一个数量更为庞大的收藏。如果说我们可以确认拍摄的日期大约介于1904年和1910年之间的话，我们对照片印刷的日期及状态的认识则相对模糊。图书馆于1952年获得了这批照片，其中包括1914年之前冲印的，也包括晚一点时期冲印的照片。这批照片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整理在一起的，准备用作出版之用。虽然计划未能实施，但把照片按主题进行分类以及为每张照片所附加的文字说明证明了这一意图。照片的玻璃底片负片在二战中遗失了，今天，这一批照片是菲尔曼·拉里贝的中国作品的唯一已知证据。

        这一未能实施的编辑出版计划的存在以及拉里贝后来甚至转业成为一名图片制作人员这一事实，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整套照片的主题及风格的特殊之处。这并非一名业余摄影师在将个人回忆编集成册，菲尔曼·拉里贝的野心是把他镜头下的中国汇总成一本视觉的全景之作。这一雄心展现在了他对某些主题的选择上，以及他力图让照片所具有的展示乃至教育的特点。当时带插图的文学作品，比如杂志《环游世界》（Le Tour du monde），很可能对拉里贝产生这一想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套照片中建筑占据了主导地位。拉里贝分门别类地展现了北京及其周边的象征性建筑，比如皇宫、寺庙、明陵、天文台、长城等等。京城或者河北、山西以及他南下旅行（汉口）中拍摄的简陋一些的建筑则被他集中在各个系列（宝塔、牌门、桥……）中。此外，还有一些照片记录了如今大都已经消失的家用建筑（房屋、商店），在今天看来也许更有意义。所有的建筑图片都反映了作者对古典构图的掌握：选景讲究，既不太近也不太远；构图大都选择斜线构图，以充分展示建筑在空间上的扩展；需要的时候也不会放弃正面视角的运用；把当地人置于建筑之前以表现建筑的体量。此外好几个系列的雕塑及文物照片也进一步展示了这一整套照片全面的特点。

        最后，这套照片中还有大量肖像及风景照，体现了中国人口民族及社会的多样性。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拉里贝的拍摄并非是随机的，而是按相关计划开展的： 除了一些行人愿意停下来接受拍摄的街头场景之外，其他很多个人或集体肖像照显然是摆拍的，照片拍摄的地点（应该是在北京法国公使馆中）或者使用的布景（平台、家具、旗子）出现在好几张照片里。拉里贝很会劝说别人同意接受拍摄，这也丰富了他的中国画册。

       在他出于明显的原因无法展现某些特定的主题时，他也没有犹豫使用其他摄影师的作品进行补充。比如某些肖像照，它们显然是在照相馆拍的，其中的画板以及繁杂的装饰与拉里贝简陋的布景不可同日而语；又比如一些历史人物的特别是皇室家庭的肖像照，像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让人心生怜惜的肖像，又或者慈禧太后奢华的场景设置，这些照片都是宫廷御用摄影师勋龄（约1880-1943年）的作品。菲尔曼·拉里贝把这些照片包括进来不能说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他在中国驻扎期间，中国政治极度动荡并最终导致清朝1912年的覆灭，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王朝制度至此遭到废除，混乱的共和时期来临。将一个古老的中国进入现代的前夕的最后的影像汇集起来，表明菲尔曼·拉里贝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他是在提供一份对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