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教皇及国王特使

        最早的教皇与国王的特使选自当时掌控着天主教世界的托钵修会（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修士。西方与蒙古帝国之间的通信往来均有存档记录。

最早派往蒙古帝国的特使

        曾经有个传说讲述了一位强大亚洲君主，名为约翰长老（Prêtre Jean），传说中的他不仅受过洗而且由基督僧侣抚养成人。1145年，这一传说甚至被当做一条真实的信息报告给了教皇尤金三世。可是这并未阻挡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1238年向莫斯科和基辅发起进攻。1240年，波兰和匈牙利也遭到入侵。1241年时对维也纳的威胁也一度近在咫尺。鉴于事态的发展，教皇因诺森四世（1243-1254在位）派出了两个分别由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组成的使团，去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基督教并放弃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以柏朗嘉宾（Giovanni dal Piano dei Carpini 1182-1252）为首的第一个使团，在1245年4月16日的里昂主教会议举办之后，直接由里昂踏上征途。此时的柏朗嘉宾高龄63，随身携带着两份拉丁文信件，在来自波西米亚的修士艾天安（le frère Etienne）的陪同下，选择了从陆路出发。在大汗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他参加了选举窝阔台汗位继任者的大会，而当选的贵由1246年8月24日交给了他一份用波斯语回复因诺森四世的信函，下令基督教地区臣服。1247年回到欧洲之后，柏朗嘉宾撰写了《 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历史》（Historia Mongolorum quos nos Tartaros appellamus ），书中大量记录了蒙古的习俗、地理及蒙古民族史，这一书后来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多明我修士博韦的樊尚（Vincent de Beauvais，1184/1194-1264）所著的中世纪百科全书《史鉴》（Speculum Historiale ）引用了该书的内容。另一个多明我会的使团则到达了波斯，但是遭到了蒙古军官的驱逐。

        在从波斯返回的多明我会使团中，有一位修士龙如美（André de Longjumeau），他在塞浦路斯见到了正行进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路上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未来的圣路易。他点燃了路易九世在蒙古和十字军之间建立联盟夹击穆斯林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的希望。圣路易派遣龙如美率领一支新的使团前往蒙古。在蒙古，龙如美见到了贵由的遗孀，而她交给他的还是一封要求基督教世界臣服的信。1251年，当龙如美抵达巴勒斯坦重新见到圣路易时，贵由的继任者蒙哥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圣路易于是又派遣当时法属佛兰德伯国方济各修士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1210/1220-1270）出使蒙古。鲁不鲁乞于1253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后在大汗的宫廷逗留达五个月之久，并于1255年返回巴勒斯坦，带回了蒙哥致圣路易的一封信。鲁不鲁乞的游记是他写给圣路易的旅行报告。在哈拉和林，鲁不鲁乞看到了两座清真寺、一座景教教堂以及十二座佛教及道教寺庙。他还遇到了在蒙古人征伐中被掠夺至此的天主教徒，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洛林地区麦茨的帕克特（Pâquette）女士，还有一位是来自巴黎的金银匠纪姚姆·布歇（Guillaume Boucher）。虽然鲁不鲁乞的游记到了19世纪才得到广泛传播，但游记中的某些内容此前已经为人所知。这是因为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的《大著作》（l’Opus Major，1267）就曾引用过其内容。无论是柏朗嘉宾，还是龙如美，又或是鲁不鲁乞，都未曾到达中国，但是他们在返回之后都确认了中国的存在并非神话。

蒙古治世（la Paix mongole）保护下的基督社区

        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元朝（1271-1368）的首个皇帝、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1215-1294），通过重建和平、保证商旅往来陆路的安全来巩固政权。这条商路上最著名的意大利商人波罗（1254-1324）一家，其子侄马可1271-1295年间曾居于中国。他的书《马可·波罗游记》名扬天下，令传教士们的游记迅速黯然失色。在元朝的统治下，世俗政权保证了崇拜信仰的自由及对不同的宗教的保护。

        17世纪初在西安附近发现了一个刻于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证实景教自唐朝（618-907）起就已出现在了中国。5世纪初，景教被视作异端遭到驱逐后，由波斯和印度扩展到整个亚洲。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与塞琉西亚主教区之间的联系。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也存在两个主教辖区。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十字石头墓碑。一位生于北京的畏兀儿景教徒拉班·扫马（Rabban-Sauma 1220-1294）就曾由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派遣到巴黎，当时的美男子菲利普（1285-1314）还向其展示过基督的荆棘王冠。

        从忽必烈继任者起至元朝终，方济各修会在北京一直都保存着一席之地。教皇尼克拉四世（1288-1292年出任教宗）曾派遣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 Corvino， 1247-1328）携带致大汗的信件于1289年前往北京。会同阿维农的教皇克莱芒五世（1305-1314在任）派遣到此的其他教徒，孟高维诺1307年成为汗八里的大主教。他后来也是在可汗之城（马可·波罗笔下的汗八里）去世的。在元朝统治时期，汗八里先后继任的至少有四位大主教。可以证实的是，新传教士的派遣一直没有中断过——在文献中查到的派遣到汗八里的传教士的名字就多达164个。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一时期其他的一些回忆录，比如威尼斯地区的鄂多立克（d’Odoric de Pordenone，1281-1331）的描述生动的《东游录》（Itinerarium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rtarorum），他于1318年出发，1325年到达广州，1330年重返欧洲。与圣座直接的接触一直延续到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曾于 1338年向其派遣密使。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任）回派马黎诺里（Jean de Marignolli），后者于1346年回到欧洲。当明朝（1368-1644）推翻元朝，重建了完全属于中国汉人的政权时，蒙古政权时期植根的宗教一并遭到铲除，基督教的教堂与修道院随之消失。直到明末的1583年，随着首批耶稣会士的到来，天主教的传教士才再次重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