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的考察之旅（1907-1908）

        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893年起成为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1889年至1893年间曾居于中国，并在此期间翻译了“史学大家”司马迁（公元前约145年-公元前约86年）的《史记》中的一部分。也是在同一时期，从山东的浅浮雕着手，他已经开始了对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石雕的研究。在巴黎工作期间，他决定前往华中地区展开旅行考察，本次活动的性质并非探险，而是要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进行考古研究。他的考古活动从1907年3月一直持续到1908年2月。

        与同时代旅行考察的学者不同，沙畹的行动是单独进行的，准确地说，除了一名随行的中国摄影师之外没有别的助手。那位中国摄影师负责拍摄大尺寸的照片，而沙畹本人则随机拍摄一些小照片。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所考察的地区并非荒野或不名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会说中文不需要翻译。当时法国远东学院有一个职位意外空缺下来，这就为沙畹考察的资金需要提供了保证，所以沙畹1907年也是隶属于远东学院的。他最后所获得的资金数额不大，只有区区1万7千法郎，其中有公共教育部拨款的5千法郎，铭文与美文学院的6千法郎以及法国远东学院的6千法郎.

         沙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历时19天到达满洲里的穆克敦(今沈阳)。在此他走访了努尔哈赤（1559-1626）建立后金朝后在此兴建的皇宫。后金即为大清朝的前身。沙畹还参观了名为东陵或福陵的努尔哈赤陵墓及其子皇太极（1599-1643）的北陵或昭陵。他一直继续走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确切地说到了集安或辑安（吉林省），考察了414年起就立于此地的一座巨大的方柱形石碑——高句丽好太王碑。这一石碑对于研究朝鲜古代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到了1870年才在高句丽王国古都的附近被人发现。最初抄写了碑文的是日本学者，他们后来还制作了拓本对其进行研究。沙畹以前住在北京的时候，显然对此已有所耳闻，特别是1898年古恒（Maurice Courant，1865-1935）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了法语（《亚洲学报》，1898年三月-四月刊）。沙畹也为五米高的石碑制作了一系列碑文拓片。这些拓片目前保存在亚洲协会。1907年4月23日到5月14日是旅行考察的第一阶段。

         回到北京以后，沙畹很快就踏上了去天津的行程。随同他踏上行程的有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Vasilij M. Alexeiev），他后来还成为苏联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10月初，沙畹与阿列克谢耶夫一起到达太原。两个人对天津郊区的民间彩色版画杨柳青都很感兴趣。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年画”，他们两人都收集了不少这些版画。虽然有时沙畹的旅行日记记录得还颇为详尽，但是他的日记并没有得到出版，仍以手稿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相反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在其去世之后于1958年在莫斯科出版，1989年还被翻成了德语。沙畹此后的行程转向山东济南。他再次登上了他1891年6月20日和21日就已登顶过的著名的泰山。三年后，他还就此发表了一部专著（《泰山——中国祭礼专论》Le T’ai-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这部专著对后来关于圣山以及从更广意义上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畹中间还参观了圣人诞生地（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曲阜，这位圣人的“社会教义直至今天仍旧是构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基石”。随后他还特别调查了嘉祥、刘家村、他之前就研究过的武梁祠，还有孝堂山等地的汉代古迹，之后他还去了巩县和河南府——即洛阳。其中有一部分路程，即开封和郑州之间的路他还坐了火车走。沙畹在巩县以及洛阳附近的龙门参观那里的佛教雕塑，这就进入了另一个研究领域。在龙门5世纪至7世纪形成的一个洞窟群中，他系统复制了与此处佛教雕像有关的上百份许愿铭文。之后他去了西安。在参观了西安的清真寺和历史悠久的孔庙碑林之后，这位汉学泰斗还收集了好几百份拓片，几乎是除隋唐碑铭之外的所有碑林的拓片。他也考察了离西安不远的唐代皇陵，并重新发现了著名的“太宗（626－649年在位）昭陵六骏”——这六块浮雕中有两块后来被盗卖给了一个艺术赞助人，后者又将其转赠给了美国的一个博物馆。

        九月末，鉴于自己曾经翻译过司马迁《史记》的大部分，沙畹还去拜访了司马迁的诞生地韩城。在穿过黄河之后，他转向五台山，然后前往大同考察那里的云冈佛教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附近，其形成年代早于龙门石窟，是在北魏（386-534）都城位于平城（即今天的大同）期间开凿而成的，北魏后来于5世纪迁都洛阳。11月4日，沙畹回到北京并经上海、香港、河内、顺化、西贡、马赛于1908年2月5日回到巴黎。

        回国不到两个月，沙畹就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他的考古研究的主要成果，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他所研究的中国雕塑中最古老的（就当时而言）那一部分，即位于公元前2世纪墓室中或祠堂入口处柱石上的浅浮雕。尽管沙畹谦逊地认为，他所收集的资料只是为他几年前撰写的《中国两汉石雕》（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1893）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补充信息，但实际上，通过对登封石柱、孝堂山石屋以及武梁祠建筑群的深入分析，他进一步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大量各异的浅浮雕进行了描述。他此行考察最重要的成果分成两次发表。最先发表的是1909年的两卷图谱（《华北考古调查图谱》（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这两卷图谱共488页，包含近1200张图，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卷，介绍的是汉代雕刻。在这一卷中，沙畹还增加了雅州（即四川雅安）高颐阙的照片（出自多隆考察团）。其他五个部分放在了第二卷中。其中有佛教雕刻，即云岗石窟的石雕、龙门石窟以及巩县石窟寺的石雕；有唐（618－907）宋（960－1297）皇陵的照片；还有博物馆的文物（铜鼓、泥俑）。在碑铭一章，有约两百份龙门铭文拓片及837年石刻孔子经典著作的拓片。最后还有401张照片是风景照及一些石刻的拓片。

        至于前面用来介绍图片的文字部分则要到1913年和1915年才得以发表。它们用同样的标题分成两卷发表。第一卷是关于汉朝的雕刻，第二卷是佛教雕刻。沙畹在第一卷中完全重复了他前面发表过的书的内容，但第二卷则完全是新的内容。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内，沙畹是中国以外的学者中的一位开拓者，与他几乎并驾齐驱的是日本的关野贞（1868-1935年），后者也研究汉代雕刻，并在沙畹考察的同一年考察了武梁祠，1916年还就此发表了一份目录。沙畹在旅行期间，尽一切可能收集了所有可以找到的中国本土撰写的专论。作为他的时代的首席汉学家，沙畹无疑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本土专著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中国带回来的上百份拓片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亚洲协会以及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