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到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对道教的存在早就有所耳闻。在与文人朋友的交谈中,道教也曾被提及,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字记载中,道教的名字也已赫然在列。不过,似乎此时的传教士并不与道士往来,对道教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也所知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提到道教时均是一哂置之;当然,他们对历史悠远的思想著作,特别是老子《道德经》则心怀尊重,不过与其原先的“哲学”起源相比,现实中的道教则被当成了一种迷信,从整体上被视作在传播极端腐朽的巫术。这一偏见基于现代的、人为设立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的区分,并且对后来者形成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今天依然可见。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批道教文本

        不管怎么说,自18世纪起,大量中国宗教经文,特别是道教经文被带到了法国——在古桓(Maurice Courant)1902年所做的第十章“道教”的目录中标录了59本经文。这一重要的文献中,某些文本就是在中国也已变得极为稀少,比如1806年的《聖經彙纂》——一本清末在文人中间广为流通的基本宗教经文汇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劝人行善的“善书”,是近现代中国宗教文学的主流类型。所有的专家并不把这些书籍归类于“道家”,但是古桓的做法也不能算错,因为在这一类构成中国宗教传统的宗教文学中,道家的影响确实非常关键。

早期的翻译

        正是在这一巨大文献的基础上,第一批非传教士的汉学家开启了对道教的探索,并翻译了道教的基本文本。翻译的作品当然包括《道德经》,但也包括一部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印刷的文本,即描述无上道德的《太上感应篇》,后来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家图书馆也收藏不少其中文版本。1816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年将其翻译成了法语。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首位中文教授(1814),1824年还成为法国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负责人。1835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重新翻译了此书(目的是对雷版翻译的予以补正), 法语题为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雷慕沙与儒莲一样,都是把这些经文作为道教经文来介绍,因此在法语中自然也使用了宗教语汇,为译文创造宗教感。汉学家对这一文本的兴趣后来也减弱了,到20世纪末,这一文本的译本只有重编版。

道藏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二十世纪初从敦煌购回了大批当地发掘的写本,其中大部分是佛教文本,但也有一些前所未见的道家文献,为更好地理解中世纪时的道教及其实践做出了贡献。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道藏的研究。道藏是1445年在皇帝的主持下汇集出版的一千五百多篇道教典籍(1607年还对其做了补充)。法国皇家图书馆也很早就收集到了一套宝贵的完整道藏。可是法国对道教的全方位(哲学、神秘性、历史、礼仪、审美、社会、道德、政治)研究直到1926年道藏在上海的重印及广泛发行才真正得以展开。这项研究尤以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及其后继者为甚。他们前往实地考察这一鲜活的传统,并着手为我们描述世界重大宗教中最被忽略的这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