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毕欧 （1803-1850）

丰富多变的人生

       小毕欧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老毕欧（另译让-巴蒂斯特·毕奥Jean-Baptiste Biot ，1774-186）的独生子。循着父亲的足迹，小毕欧于1822年考入法国综合理工技术学院。出于未知的原因，他放弃了在该学院深造的机会。不过他仍然继续接受科学方面的培训，并准备投身于铁路工程的职业生涯之中。几年后，他会同西岗兄弟（frères Seguin）合办了一家公司，负责建设里昂与圣艾天安（Saint-Etienne）之间的铁路。铁路建设完成后的1833年，小毕欧被彻底排挤出了公司的领导层（Cotte 2007）。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转向了对中国的研究学习。欧洲最早的汉学教席是法兰西公学院1814年为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所创建的，1832年由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继任。小毕欧学习中国语言及历史师从的正是儒莲这位大师。从1835年至1850年去世为止，他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论文与专题研究。1842年及他入选法国金石美文学院的1847年他两次编写了《工作说明》（ « Notice »），把自己的这些研究工作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关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经济，这一类集中了他所发表的对中国人口或土地的评价、对社会底层劳工（奴仆及拿薪佣人）的类型的研究、关于地主的研究，又或对中国税收、中国货币制度的研究等等。他1847年发表的《论中国公共教育史》（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也归在这一类中。

       第二类是关于中国地理的。其中囊括了对中国疆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大河盆地交汇点》、《山地与洞穴（ montagnes et cavernes ）》、《古代气温》、《地震（tremblements de terre）》、 《黄河下游的迁徙（ déplacements du cours inférieur du fleuve jaune）》、《华东海岸区的渐次扩张》等等 ）。他所著的中华帝国一级、二级、三级城市及区域古代与现代名称词典1842年出版，也被归于这一类。

        最后一类是关于中国的科技及工业文献，小毕欧把自己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及中国地磁学与矿产方面的论文集中在了这一类中。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小毕欧为当时的天文学家系统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国书籍对各类天象所做的记载（韩琦、段异兵，1997年）。

       他去世之后，在他的父亲以及他的老师儒莲的努力下，他翻译的《周礼》得以出版。尽管这部翻译并未归入到他自己所编撰的《工作说明》中，但它对后来的汉学研究产生了相当显著的影响。

他是如何在巴黎对中国进行研究的？

        与生活在中国、悉心发展着与中国学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书写中国的传教士不同，小毕欧属于首批在欧洲接受教育并在欧洲进行研究、但是从未有机会前往亚洲的中国专家。想要研究他所感兴趣的课题，仅仅依靠他在巴黎所有的信息片断是不够的。他手头上有传教士在欧洲发表的文章，在巴黎的各个图书馆中他也能够接触到传教士的手稿。这些文献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文献看作金科玉言来，相反他是抱着批判的精神对其进行研究的，他甚至通过考据传教士所使用过的、他在巴黎也可以找到的原文来纠正其中的错误。

        实际上，当时的巴黎被看作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中国文献的来源地，加上这里还提供汉学的相关教学，很多有志于此的欧洲年轻人被吸引来此攻读（Walravens 2008）。此时的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文献对小毕欧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小毕欧很清楚图书馆的不足。幸好有儒莲及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亚洲学会的会员借给他资料予以补充。小毕欧也模仿他的老师努力充实亚洲学会的收藏并补充自己文献的不足。

        小毕欧所使用的中国文献中，某些文献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马端临（1254-1323年）的《文献通考》及其之后至1644的数世纪间对《文献通考》所做出的补充，而当时在巴黎就已经可以查阅到《文献通考》的最后版本。实际上，《文献通考》为广泛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中国文献的概览和注释。小毕欧出版的数篇研究就是从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式的《文献通考》的不同章节中汲取了灵感和想法，但他也并不讳言有时在理解文章时所遇到的困难。

        当时在欧洲已出现不同的便于查询的中文词典，为小毕欧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比如叶尊孝（Basile de Glemona ，1648-1704)在中国所编撰的《汉语-拉丁文词典》，1813年以《汉语-法语-拉丁文词典》的形式经由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之手出版；又比如当时刚刚于1815-1822年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出版的《汉英词典》， 甚至此前一世纪在中国编撰的《康熙字典》。这些词典对小毕欧来说不仅仅是解释词汇的工具，他也常常使用这些词典为他的注释提供例证。尽管如此，小毕欧还是多次表示，儒莲的帮助也同样功不可没。

       小毕欧在这些文献之外，还充分利用所有他可以接触的到的信息。旅游记录和笔记、航行手册、寄给儒莲的信、旅行所带回来物件与样本，所有这些都在巴黎得到了仔细的分析，用于充实对中国的研究。小毕欧就是这样调动了极其多样的原始资料，从而可以远距离地对诸如中国的地磁及气候演变或者黄河水流的历史变化等课题进行研究。

        如果说毕欧的工作是对此前的汉学研究的延续，他同时也一直在和科学家们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对古老的数据的寻找帮助促进了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小毕欧以目录或者绘制地图的形式整理不同出处的资料信息，以此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关于天象及地象的最新资料。他就是这样整合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及两种不同的文化，一个是工程师的，另一个是汉学的，为其相互之间的对话做出了贡献。

图示：关于《书经》中“禹贡”一章及中国古代地理。毕欧，《亚洲学报》1842年第三卷14，15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