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典籍与争论

耶稣会士与儒家思想

        鉴于传教的各种努力成果寥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决定以追求进入官员体制的儒士的身份（从精神与外表上）示人，也就是说以儒家诠释过且其诠释已成为官方立场的经典的学习者及实行者出现——耶稣会士中有些人后来也确实成为了朝廷官员，尽管只是非常专业的技术官僚（天文、绘画、制图）。儒士后来也确实构成了天主教皈依者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向欧洲介绍儒家时，他们把儒家解释为其传统在根本上是秉承着不可知论的，其礼仪（拜天、祭祀祖先等等）是世俗的、道德层面的而非宗教性质的。这一诠释被其他传教士（特别是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会士）斥为偶像崇拜，并由此引发了“礼仪之争”，最终导致教皇1742年对耶稣会所持立场发布教宗禁令。如果说基督教与儒家礼仪的和平共存在遭遇了种种跌宕起伏之后终究流产，博学的耶稣会士在欧洲仍旧是儒家文本的解读的权威，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维克多利亚时期汉学出现（James Legge, 1815-1897）以及之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俗化的飞跃发展。

儒家文献

        由于传教士与儒家之间这种亲近的关系，与儒家思想有关的文章和文献在最早一批带到法国并交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中文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一些儒家的经典之作（培养文人及举办科举考试的基础）；这些经典作品中有不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儒家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对其所作的阐释却绝对是属于儒家思想。我们在这些书中还可以看到用于准备科举考试的典籍、一些大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11世纪至16世纪）思想家的文章与文选、关于家庭及君臣礼教的典籍以及儒家历代圣人传记，不仅包括孔圣人本人，也包括那些据认为是体现儒家伦理楷模的人，比如关羽。

        同样地，在传教士学者所翻译的文章节选中，与儒家相关的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中也有很多被选入杜赫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志》（La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 1735年）。

关于儒家的争论

        欧洲学者和传教士发明了很多的“-isme”，是为了对他们关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新的认知进行分类整理，而“Confucianisme”曾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引发最多争论的。今天很多学者宁可避免使用这一术语（相反，他们更偏向选择“ru”或是“classisme”或是其他的新的术语），而使用“confucianisme”这一术语的学者也会从他们所研究的上下文出发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传教士写了很多关于“Confucianisme”的文章并为其提供了哲学－伦理释义，构成了一份极其重要的遗产，尽管该遗产直至今日仍旧常常忽略儒生传统中礼仪性与神秘性的一面，但是也不应当把这种脱离了现实基础之上的对“Confucianisme”的创造完全归功于传教士的写作和诠释。就是在中国，对定义儒家思想的构成的争论自数世纪以来也非常激烈，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各种观点不一，既有开放式的观点（混合型的），也有限制式的（原教旨主义的）。我们还在目睹着同时在发生的对儒家或是纯哲学的、或是纯教育性的再创造、来自上层（他们本身也存在着从最保守到最自由主义的不同）的政治企划以及宗教运动——有的甚至带有救世的企图，有时是民众下层自发而起：所有这些都自称儒家思想，并且时而重拾古老思想的内容。欧洲对儒家思想的接受、重新诠释甚而返销中国的长期历史只不过是这一漫长、令人目不暇给的争论中的一部分。

图示：Confucius. Abrégé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 Confucius, célèbre philosophe chinois （《孔夫子——中国著名哲学家孔子生平主要事迹历史摘要 》）1782-1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