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灵感与文学创作

先驱伏尔泰

        《赵氏孤儿》最早是马若瑟神父（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翻译的。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是一座丰碑，比对这一巨大帝国的任何记载——不管是已经做过的，还是将来会做的——更能让人理会‘中国精神’。”他自己所创作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年8月29日由法国剧团进行了首演。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一首演标志着一个开端，我们可以看到，在学者东方主义及汉学家翻译的媒介作用是如何促发相关的文学创作及哲学思考的。不过，这一中介本身也具有一个特点，即作者高度的自由发挥。以《中国孤儿》为例，作者就根据他自己想要展示的内容重新改造了作品，比如改变其历史时期、加入女性角色伊达美，以满足法国观众的口味。

一个浪漫的中国

        18世纪对中国的理想化的描述一直延续到巴尔扎克那里。在其早期创作的一部作品《禁止》（1836年）中出现的埃斯帕侯爵就是一位狂热的中国爱好者，巴尔扎克的评论家认为这个人物其实很接近作者本人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萨（Bernard-François Balssa，1746-1829）很接近。1842年，作为对《南京条约》签署这一时事的回应，巴尔扎克还根据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1877）在中国所做的绘画及亲眼所见，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章。但是最狂热的中国爱好者则非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莫属。戈蒂埃按中国诗歌的形式创作了好几首诗，不过没有都流传下来。1846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水榭》（Le Pavillon sur l’eau），其诗意般的情节发生在‘天朝帝国’。这篇小说的灵感是戈蒂埃阅读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翻译的元代一部不知名作品是迸发的，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法国文学首次对《诗经》的引用。

从帕尔纳斯派的中国到世纪末的中国

        1860年代，数部中文诗的新翻译集的出版，引发了法语诗的新浪潮，其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在泰奥菲尔·戈蒂埃及勒贡特·德·列尔（Leconte de Lisle）支持下，《当代帕纳斯派》的诗人们1866年在他们的出版物中选录了年轻的马拉美的著名诗作《对苦涩的安宁厌倦了》，整首诗都是献给中国的。此后还有如今不再为人熟知的路易·布依雷（Louis Bouilhet）及艾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模仿中国诗进行创作，他们从中国诗中找到“异乎寻常的意象的象征与联想”。

        1885年中法战争以及日本风的兴起，使得中国的影响力被降低到次要的位置，19世纪的最后时期仇中的情绪一度蔓延。义和团反洋运动及1900年国际远征军的出现把中国无情地推到在了时事的前端。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当时是被派往中国的海军军官，他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写入了一部小说《在北京的最后日子》（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1）中。这部小说先是在《费加罗报》以报道的形式连载，后来单独成册出版。朱迪特·戈蒂尔（ Judith Gautier）在此时重编再版了《玉书》（Livre de Jade），并在前言中称颂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与当时的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想象中的中国到亲身体验过的中国

       十九世纪末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作家们自己前往中国旅行，比如洛蒂。还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中国，比如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95年到上海之后，在中国一直生活到1909年。他的好几部作品都是从中国的生活经历中直接汲取的灵感，最突出的是他的散文诗集《东方的认识》。离开中国前夕他还在北京结识了当时刚刚抵达中国的谢阁兰。1916年，另一位诗人外交官圣-琼斯·佩西（Saint-John Perse）到达北京，并在北京一直生活到1921年。自此以后，东方主义与游记所承担的中介作用可以让位给直接的亲身体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