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凡尔纳对世界及殖民地的想象

      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Cinq Semaines en ballon,1863年)讲述的是“三位英国人”穿越非洲的故事;稍后在《哈特斯船长历险记》(Les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1866年)中讲述的是北极;《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1869年)的故事发生在美洲和澳洲——从一开始,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就以全世界为故事的背景,是殖民地时代首次全球化的缩影。在1873年的《八十日环游世界》(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香港为儒勒·凡尔纳提供了赞扬“大不列颠殖民天才”(19章)的机会。他解释到,英国人把香港从一个岛屿变成了一座世界级的城市和港口的集合。租界在此被当作像是从“肯特郡或萨里郡”城市中的一个,意外地从地球的另一面钻了过来——地理的想象与殖民地的描述融合在了一起。在香港,费克斯和路路通也有机会进了一家大烟馆,也为作者提供了一次表达对这种毒品的反对的机会,但是没有明确之处正是英国人自己把鸦片进口到中国。费克斯和路路通更愿意喝葡萄牙甜酒,毕竟他们离澳门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不远。.

       所以在此首先展现的主要是一个中国的殖民地景观,从而衬托出西方的“进步”。在《征服者罗比尔》(Robur-le-Conquérant ,1886年)一书中,艾尔巴托斯号飞机越过北京,从当地居民的风筝上飞过,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在这部作品中,中华帝国还是“迷信”和技术“落后”的国家的象征。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1879年)

       在1870年代末,儒勒·凡尔纳着手准备创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这也是他创作的小说中唯一一部完全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小说家从他所阅读的大量外交官、游人及摄影师的游记汲取相关信息。比如吕多维奇·德博瓦尔(Ludovic de Beauvoir)的《环球旅行》、卡特琳·范妮·布尔布隆(Catherine Fanny de Bourboulon)的《中国之旅》、莱昂·鲁塞(Léon Rousset)的《穿越中国》(A Travers la Chine 以及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配有精彩摄影作品的《中国及印度支那十年行》(Dix ans de voyage dans la Chine et l’Indochine)都是凡尔纳案头文献的来源。

       这篇小说有两位令人惊讶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勒·凡尔纳对中国的重新评价。主人公金福心向往之以以西方模式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陪伴着他的是王先生,王先生是一位“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智者,他既是金福的仆人,也是他的导师、他的朋友,是中国思想的化身,至少是这位法国作者所能想象的中国思想的化身。然而,在患难与共的结尾——也是小说的结尾,他们的友谊战胜了一切,他们的情谊更为坚固,他们的忠诚得到考验,而且也标志着在带着孔夫子烙印的古代中国与西方实用主义及其技术成就两者之间,哲学与道德价值的共存。所以在这一探险记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对中国在与西方及“进步”接触中对的历史、政治及道德的独特反思。                       

一次有说教意味且有节制的叙述

       在《蓬巴拉克历险记》(Claudius Bombarnac ,1892)中,再次出现了中国的身影,这一次是从报道的角度讲述中国。作者想要有更多重的角度,他首先在《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不常见的本地人的角度,主要人物也是中国人,而在《蓬巴拉克历险记》中,他使用了在遥远的国度的法国“报道者”的角度。这一方法让他可以传递关于地理、现代史及发生在当地的时事,同时可以继续用西方的影响解释中国最近在工业及运输上的发展。这一信息出现在有“教育”价值的段落中,这一点有别于当时大部分法国作家只是被古代中国所吸引。尽管在儒勒·凡尔纳的笔下,中国常常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有时甚至被作为“进步”的反面教材来描述的,但是至少有这一本书见证了这个国家正在进入世界历史。在这本书中,他终于不再把中国描述成僵化死板、固守古训或者沉睡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