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与养蚕业

        丝——养蚕业的最终成果及丝织品制造的首要原料——曾是一个具有高利润的商品。

        养蚕业包括养蚕及桑树种植业，或者为蚕提供了其主要食物来源——桑叶。在抽丝之前，养蚕的人会先在自己家里分拣收获的蚕茧。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初，中国的丝织品的精致无与伦比，吸引了不同民族的君王和贵族，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为人所钟爱的商品。在伯希和（Paul Pelliot）从敦煌地区的探险中带回的一份购买丝绸的合同中，我们就可以窥其一斑。丝绸的巨大价值让各路君王都不惜血本，要为自己的国家引入这项产业。13世纪末，养蚕业也经由康斯坦丁堡及安达卢西亚一路传播到了法国，并在法国的南部生根。

       在路易十一的敕令下，首个丝绸制造厂在图尔落户，为此还特定招聘了意大利工匠。此后亨利四世也继续推进养蚕业的发展，并要求农学家奥利维耶·德瑟尔（Olivier de Serres，1539-1619）编写手册，其中有一章就叫《养蚕与抽蚕丝》（La cueillete de la soye par la nourriture des vers qui la font  ，1559）。17世纪初，里昂凭借其在技术上的领先，在欧洲丝绸业中名列前茅，完全可以生产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生丝。

耶稣会士中国进行的调查

       17世纪末，路易十四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使团，科尔贝（Colbert，1619-1683年）要求使团在当地尽可能地“为了完善科学和艺术多观察那些我们所缺乏之处”。1685年，首批被国王任命为“国王数学家”五位人士在布雷斯特启程，这也标志着法国宫廷与中国宫廷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直接交流的开端。

       在回到法国之后，五位“国王数学家”中的李明神父（P. Le Comte ，1655-1728）在《新回忆录》（Nouveaux mémoires ，1696-1698）中发表了调查的结果，介绍了中国的丝绸及丝织品的生产与消费。之后，杜赫德（P. Du Halde，1674-1743）在《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也根据耶稣会士的报告编辑发表了对中国养蚕业更为详细的描述。我们也可以通过殷弘绪编译的徐光启（1562-1633年，教名徐保罗）著的《农政全书》了解相关情况。在法国的学者中，波米耶（L. Pomier）、布瓦西耶·德索瓦热（l’abbé Boissier de Sauvages，1710-1795)、梵尚·丹多洛（Vincent Dandolo，1758-1819) 也从中获取相关知识，扩大了对养蚕的了解。

       在启蒙时代中期，汤执中神父（P. d’Incarville，1706-1757）根据他自身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技术撰写了一篇题为《记野蚕》的报告，并由韩国英发表在《中国杂纂》（ Les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1777年，译注：又译《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研究论文集》）中。这篇报告是关于天蚕蛾科鳞翅目昆虫的养殖，这应该引起后一世纪中相关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法国养蚕学派”的出现

        自从耶稣会士从满清宫廷中消失之后，法国与中国的交流大幅减少。直到《黄埔条约》（1844年）签订以后，法国才重新建立起和中国的正式关系。在关系被切断的时期中，法国的学者利用耶稣会士的工作成果尽最大努力了解中国的养蚕技术，这也让他们发展出自己的养蚕技艺。

        1820年代末期，卡密·波斐（Camille Beauvais）在塞纳尔皇家羊舍（Bergerie impérial de Sénart）在桑树种植及养蚕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波斐对他获得的成果很满意，因此向内政部长建议翻译收藏在法国的中国养蚕方面的文章。1837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发表了他所翻译的《蚕桑辑要》（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为此他还与都灵皇家农业园的院长马蒂厄·博纳福斯（Matthieu Bonafous，1793-1852），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同一年，还是在波斐的鼓吹下，养蚕协会在巴黎成立，并成为蚕业交流的中心。

        正当人们庆祝法国养蚕业的成功时，蚕病开始肆虐。1840年代初期，收获的蚕茧数量大为减少。法国的养蚕业遭到蚕疫的影响，十年后，蚕疫蔓延到邻国。为了寻找解决的办法，当时的农商部长还向介朗-梅纳未（Guérin-Méneville ，1799-1874）求助。1867年，路易· 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辨认出病源（微粒子病及蚕软化病），并发明了“袋制种法”（grainage cellulaire）通过显微镜的帮助实现健康蚕卵的繁殖。

丝绸贸易与养蚕学在中国的引入

        1843年，与拉萼尼（ Théodose de Lagrené ，1800-1862）率领的使团同行的还有一支商业代表团，他们肩负着为法国产品疏通销售渠道及进口原材料的调研任务，同时还有收集有助于法国工业相关技术的任务。

         大量丝绸的相关信息和文献被送到法国，这些主要都是丝织业代表埃德（Isidore Hedde，1801-1880）的功劳。1846年当他返回法国后，在法国还在各地如巴黎（1846）、里昂（1847年）、圣艾蒂安（1848年）及尼姆(1849年)组织了一系列的面对公众开放的展览，由展览还派生了各种目录的出版。1848年，棉纺业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1821-1900）向法国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整套在广州订制的关于丝绸生产的图册。在埃德的眼中，中国的工具仍然处在“工艺的幼儿期”。但是他很欣赏江南对丝蚕“完善的培育方法”，并认为中国丝织品卓越源于其生丝的高品质。对中国丝的进口直到蚕疫出现后才开始，但是增长迅速。

        19世纪末，法国工业界很关注中国的养蚕业。或者在隆铎的鼓动下，或是里昂工商会的激励下，在中国进行了好几次的调查工作。一些法国养蚕手册及一本意大利手册也被翻成中文，后者题为“Dell’Arte di Gouvernarer i Bachi da Seta”，作者丹吐鲁（ Dandolo）中文名为《意大里蚕书》（1872年），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图例：《较之法国花园中国花园中所种植的最美及最珍贵的花卉彩色珍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