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

建筑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建筑物的建造与规划从未被视为一门专业的学术。营造规划所包含的技艺与专业应用都由专业工匠组成的团体，特别是木匠师傅所组成的公会所专营。

        此外，所有空间的规划安置，如置坟或者为生者定居，在原则上都会考虑风水的需要。这种对风水的相信与实践建立在源于中国宇宙论的一种整体宇宙观之上，构成了中国的堪舆学。风水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可以凭借地点特征和求助者星相八字，为所有人居找出最有利条件。所谓风水师，就是观察风的状态和水的流动，并在罗盘的帮助下进行精深的计算。

         与此同时，出仕的文人常常受命负责组织监督为朝廷所实施的工程，或者受到皇帝支持的工程，以保证其遵守儒家自古以来所制定并鼓吹的礼制要求。这些工程包括对天子之居、主要宗教场所（皇家祭祀、佛家、道家及儒家圣地）、衙门、桥及防御工事（特别是长城）的规划与维修等等。

        所有建筑营造的设计、组织及规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技术体系，为中华文明所共同拥有，因时变化延展，并扩散到了整个汉语文化圈，最显著的是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的影响。

独特的技术体系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由在夯土台基上搭建以柱网骨架支撑的木建筑所构成。按不同模块体系的形式与体量进行各构件预制及标准化，让快速营建成为可能。虽然说由此形成的木构架一直会受到火灾的威胁，但它的优势是具有极强的抗震性能。这一体制的基础单位是“间”，“间”是四个柱子围成的空间，用于计算面积以及立面上柱子间隔的数量。对“间”这一单位的组织决定了建筑的方格网布局及其室内设计。柱子之间的开面可以留空也可以用非承重的隔墙填充，或者用于安置门或窗户。

        这一承重结构也令多种形式的屋顶成为可能，其弯曲的轮廓可以通过对屋架构件之间的间距的精巧计算得以实现。屋顶覆盖琉璃瓦（上了釉的陶瓦），其重量也保证了建筑的稳定性及其抵抗恶劣天气的能力。

        中国建筑体系对建筑物在建筑群中的布局及建筑的使用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还要遵守礼仪的规定：方格网布局、围墙之内及前后相连庭院周围的建筑布局、连续的正房要建在一条中轴线上、入口的朝向偏好朝南。对空间的等级化及专门化表现在其形制及装饰（颜色、开口的处理、女儿墙）上，无论时代和地点如何变化，这一点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遵守和施行，因此也创造了强烈的审美效果。

        西方人刚开始接触中国时，就对中国这一与欧洲古典建筑传统背道而驰的实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佛教寺庙及宝塔（特别是南京著名的皇家大报恩寺琉璃塔）、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及其金色屋顶、皇家宫廷的园林艺术无不引起西方人惊叹与欣赏——有时也令其困惑。在进口到西方的瓷器、漆器屏风、手绘或刺绣的丝绸上出现的中国建筑给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一窥中国建筑的窗口， 除此之外，极少数曾有幸见证了独特中国建筑的旅游者也提供了或多或少、准确或完善的证词，同样值得我们的重新发掘。

        考察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期间用于记录以及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建筑的好奇心的文字和画作成倍增加。在北京宫廷扎根的耶稣会士是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

       《论中国建筑》一文就是为亨利·贝尔当（Henri Bertin，1720-1792）所编纂的丰富文献中的一篇，为后来的一系列相关的出版提供了基础，比如路易-弗朗索瓦·德拉图尔（Louis-François Delatour，1727-1807）的《中国建筑论文集》。所有这些文献都为欧洲人的想象及中国风的创造做出了贡献。绘画、印刷品、摄影常常被集合成册，即可供游客携带，也可供收藏，还频频被西方的创作当作汲取灵感的源泉。

       欧洲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官式建筑（宫殿、大型寺庙等等）。大部分得以保存的古建筑是在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所建。对民间建筑的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才发展起来。中国在上一个世纪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政治突变及极端变革，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在最近几十年间，这一情况更是进一步加剧，对民间建筑的研究也是对这一情况的一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