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中国音乐在欧洲展现之初，就因其迥然不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对相关材料——文本、乐谱、乐器、图画、录音——的研究显示出中国音乐的多样性，同时它也具有一些固定的元素（弦乐器、管乐器、鼓、钹及锣、五声调式、带有支声的齐奏、有速度的规定）。
即使我们可以发现更古老的相关文献，法国最早仍旧是通过杜赫德（du Halde）神父1735年编著的一篇简介发现中国音乐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是一名音乐方面的专家，1751年至1793年居于北京，他的通信中一直都有这方面的记录。他关于现代音乐的通讯主要是对官方文本的翻译，他后来还有一篇关于古代音乐的通讯，发表于1780年，包含有大量的插图及几份乐谱，其中有一份是《祭太庙曲谱》，这份曲谱经常被其他人引用，甚至戈塞克（Gossec）也曾尝试对其进行过改编。此外，还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相关通讯也是多亏钱德明的努力，即四份手写本的乐谱集，其中包括原谱及转写到谱表上的乐谱，这份《音乐谱》（法语题为Divertissements chinois ）记录了在北方演奏的十番乐谱以及十三段中文天主教祈祷文的《圣乐经谱》。
这些文本与乐谱，即使仍旧是手写本，仍然得到了卢梭（Rousseau）、拉法热（La Fage）、费蒂斯（Fétis）的多次抄录。伯辽兹（Berlioz）与费蒂斯讲述了他们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亲耳聆听中国音乐的经历。1867年在巴黎还举办了首批关于中国的精彩表演，其中也包括音乐的表演，特别是L. 埃内尔·克龙塔尔（L. Haenel de Cronethal）的表演。伴随着音乐剧中国风热潮的还有夏洛特·德维亚（Charlotte Devéria）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股热潮的代表应该是奥芬巴赫（Offenbach）的巴塔克兰（Ba-ta-clan）。一张真实的照片与一曲来源可疑的波尔卡之间引人注目的联系完全反映了时代的潮流。
1921年，汉学家及图书馆学家古恒（Maurice Courant）用一篇完整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大幅更新了法国对中国音乐的认知，文章后还附有大量的文献来源、参考资料及乐谱。古恒有能力参阅音乐总谱，比如关于1573年、1677年或者1864年的琴谱（收藏）或者某个重要的琵琶谱集。
最罕见的音乐总谱当然是那些最古老的，其中就有伯希和（Paul Pelliot）1908年在敦煌发现的琵琶谱（应该可以追溯到933年以前）。
对乐器的描绘有拉萼尼（Lagrené）的彩图，其中单独列出了号、锣及钟，又或者如马尔皮埃尔（Malpière）的书中画了一名卖笛子的人。在钱德明寄回来的乐器中有他1776年寄回的笙，这是欧洲出现第一批中国乐器，但是比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所欣赏的来自泰国或则老挝的乐器要晚一个世纪。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上述的图片与钱德明的图片以及比朗基尼（Blanchini）《百科全书》中的图片。
声音记录技术的发明让我们可以在缺乏器物及图像传输的情况下，记录乐谱中鲜有表现的演唱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一名住在法国的诗人1925年所演唱的两首诗。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华民国总统特使的一份录音，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使命并且演唱了一个未知版本的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