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民族

        18世纪时耶稣会士从中国发来的报告造成一种流行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酷爱诗歌。可是除了散乱地翻译了几首诗外,耶稣会士们在诗的翻译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十九世纪上半叶首批汉学家对中国戏剧作品以及一些伤感短篇小说的翻译,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是诗的民族的想象,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正文中,也常穿插着诗词歌赋。一些对自己的时代缺乏诗意的诗作感到失望的诗人们,因此宣称要转向中国寻找新的灵感。“我所爱的在中国……”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36年在其《中国风》(Chinoiserie)这首诗中如是宣言。马拉美(Mallarmé)在青年时代的诗作《苦眠之夜》( « Las de l’amer repos… » , 1866年出版)中也宣称要从心底模仿中国人的清澈和纤细。然而,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诗译作的出现才为这一想象提供更为准确的写照。

学者的翻译:从德里文侯爵到葛兰言

        法国的首部中国诗选是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德里文侯爵1862年翻译出版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唐诗》选取翻译了中国古诗黄金时代的百首诗作,并以一篇长篇论文《中国人的诗歌艺术与韵律》(l’art poétique et la prosodie chez les Chinois )作为导言。1870年,德里文还翻译了屈原《楚辞》中最著名的一篇《离骚》,法语题为《Le « Li-Sao »,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离骚——公元前三世纪的诗歌)》。之后还有很多东方学家为我们展示了其他时期的诗词作品,比如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鲍吉耶 (Guillaume Pauthier )1872年的《诗经》法语版翻自孙璋神父(Père Lacharm)的十八世纪所做的拉丁文译本,后者1832年由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编辑出版。1896年, 顾赛芬(Père Couvreur)神父重新把《诗经》翻译成法语和拉丁语,并配以中文诗文。然后还有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第一部分所提供的诗经翻译,这一翻译摆脱了他的前辈所遵循的孔子的注释。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是驻中国的外交官,他翻译了某些《14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诗歌》( 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 au XIXe siècle,1886)。还有1916年到法国求学的曾仲鸣,1923年翻译出版了《中国无名氏古诗选译》(Anciens poèmes chinois d’auteurs inconnus),书中选译的是唐代以前的诗。

        中国古诗被看作是“不可翻译”的,因为中国古诗遵循严格的格律,并且大量使用典故引喻。所有的汉学家都把中国诗歌翻译成了散文体,有的时候还附上关于中国历史及风俗的批注或注释,他们满足于重构诗的原义,但其译作却很少引起作家的关注。至于韵律格式,只有路易·布依雷(Louis Bouilhet)在《最后的歌谣》(Dernières chansons ,1872年)以及后来的谢阁兰在《颂歌》(Odes ,于身后的1926年出版)试图予以体现,帕纳斯派诗人埃米尔·布莱蒙(Emile Blémont)在其《中国组诗》(Poèmes de Chine , 1887)中,则把德里文译作中的好几首改写成法语诗。

朱迪特·戈蒂埃的《玉书》:自由的改写与巨大的成功

        比起汉学家来,朱迪特·戈蒂埃1867年因《玉书》(Livre de jade)的发表获得的成功更为张扬,影响也更为持久。在流落到法国的中国人丁敦龄的帮助下,她把一些唐诗翻译改写为散文体小诗,并按主题分成七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献给了“爱情”。尽管她的翻译准确度不高,而且有些地方让人怀疑出自这位年轻女子自己的想象与感性的抒发,而不是中国诗人的原意,可是这本书却以其词赋的细致入微和意象的新奇而魅力独具,在文学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1902年,《玉书》再版时,朱迪特还多次重新编辑并纠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删除了最令人生疑的部分并添加了其他不同时期的诗作。除其形式以外,《玉书》还因其创造的形式自由的诗句得到某种认可,这本书也激发了更多法国诗人的改写和回应,而且它也赋予了中国诗简洁精致、形式自由、易于为人接受、从自然和爱情中汲取灵感的这样一种形象。《玉书》还激发了一些音乐家的灵感,比如布里埃尔·法布尔(Gabriel Fabre)1905年创作了七首题为《玉诗》(« Poèmes de jade »)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