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不仅贡献了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且还开启了欧洲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活动,其标志是他们译自一本故事集的文学作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本故事集的完整翻译直到3个世纪后才得以面世。

一次流产的尝试

        最初尝试把中文的传奇故事翻译成我们法语的是一名中国人,黄日升(1679-1716),又名黄嘉略,法语名Arcade Hoang。黄日升1702年来到法国,成为太阳王的翻译,同时也为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介绍中国,此外,他还为皇家图书馆创建了中文图书目录以及提供了汉字字典的基础。他应该翻译了《玉娇犁》前三章,后来由首批名副其实的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 1788-1832)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完成了这一翻译工作。黄日升放弃这一在他的友人及学生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9)鼓动下启动的翻译工作,毫无疑问是因为他的夫人的去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为自己的利益试图降低这一先锋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这是1715年间的事。

中国人笔下的中国人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希望可以通过文字理解中国人,所以他们不遗余力翻阅了中国人所有的文字作品,就连那些中国人自己都轻视的一些文学类型也未曾逃脱他们的视野。比如元(1279-1368)杂剧和明代(1368-1644)末期的白话小说——前者的一部简化版剧作就曾赋予伏尔泰(1694-1778)创作《中国孤儿》(1755)的灵感。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这本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想要从道德的角度展现中国,他们对此的好奇心跃然纸面。比如在这本书的第三卷中(292-328页),出现了三篇小说的简介。这三篇小说都出自同一个文选。这部文选1635年开始流通之后,就一再重印,而且还逃脱数次废禁的浪潮,甚至长期以来连其第一版的来源都已不为人所知了。

《今古奇观》

         《今古奇观》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类型文学中的经典,作为一部出色的作品,得到了1698年起居住在中国直至过世的殷弘绪神父(Père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翻译。这本书内容丰富,全书四十篇,分成长度相同的五卷在1620年至1632年间先后出版。传教士或者其在巴黎的编辑,只保留了《今古奇观》中在他们看来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且可用于“道德教化”第20篇、第29篇及第31篇,并对其删减改编,分成独立成章的四篇作品,赋予了新的标题,强调其道德的方面。

伏尔泰、雷慕沙及其他

        从1746年起,殷弘绪神父不算完善的翻译作品开始出现在不同的出版物中,其中有的出版物是为了因应这一时代诞生的对异国情调故事的喜爱,也有的出版物更具雄心,比如雷慕沙所编辑的《中国故事集》,有的出版物还对他的翻译进行了不错的修改。那篇讲述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公元前四世纪)考验妻子在自己死后的忠贞的故事,尤其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故事被看作是佩特罗尼乌斯(Pétrone)的讽刺小说《艾菲斯的女人》(La Matrone d’Éphèse)的中国版。这个故事激发了伏尔泰的《扎第格》(1747年)中《鼻子的故事》一节,也是皮埃尔·勒内·勒莫尼埃(Pierre-René Lemmonier)的一部肆意奔放的芭蕾喜剧(《中国妇人或荒谬的考验》 )的灵感源泉,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也在这一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祭扇》(《东方花丛》,1893)。尽管这些早期的尝试各有各的缺陷,但它们都把我们注意力引到了同一部文集上,而且所有关注中国小说在法国的传播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部文集。到1996年藍碁(Rainier Lanselle)为《七星文库丛书》所做的完整的翻译之前,这部文集中的30篇作品已经被20多位译者或从原文直接的翻译,或者根据古代注释版翻成了法语。

蒙尘珠玉

      《中华帝国全志》中,尽管小说是被作为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编进来的,但是它只占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过这一点有可能需要重新评价,这是因为最近有人考证了第三卷(第42页-第64页)中一篇题为“Dialogue où un Philosophe chinois moderne nommé Tchin, expose son sentiment sur l’origine et l’état du monde(《和一位陈姓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对话——其对世界起源和状态的思考》)的来源。这是《豆棚闲话》的第十二则也是最后一则的节选,并且其中加进了很多指责性的注释,它被殷弘绪用来嘲笑原文。而原文并不是一篇我们设想的哲学论文,而是上述文学类型中较迟一点的代表作,可能发表于1660年代末。

       耶稣会士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精神,这一点应当得到认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这一种文学形式的肢解。这一文学形式最初的目的是娱乐,而非道德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