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法师不是第一个出于宗教目的——确切地说不是出于佛教的需要,在中国境外探险前行的旅行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他这样的旅行家,并曾史上留名,如260年代的朱士行或者同时的竺法护,但是这后两位僧侣旅行家都未留下只言片语记录他们的旅行。5世纪起,他们这样的情况突然增多了,不少中国僧侣决定前往西方求法,意思是说,他们不仅要求取真经,还要向当地的法师学法,并朝拜以前佛祖释迦牟尼常常光顾的地方。这些人中就有法显。

僧侣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留下完整旅行记录的佛教朝圣僧侣,这就是《佛国记》的由来,这一游记有时也被称做《法显传》,写于414年,这一游记所获得成功是毫无疑问,也令法显名声彰显。法显饱受赞誉之处在于,他以近六十高龄踏上征途,前后游历十年有余。《佛国记》一书只讲述其游历,未触及法显此前生平,对其归国后的生活的描述也同样只有只言片语。我们所了解的法显生平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我们知道他俗姓龚,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的俗名。我们知道他生于今天山西省的五阳,我们也知道他的三个哥哥都幼年夭折,他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决定把他送到寺庙出家。据说,法显此后再也不愿离开寺庙,即使他父亲去世时也不例外。

        法显的寺庙生活鲜为人知。关于其受戒后的生活,除了他是一名虔诚的僧侣之外,就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流传下来。只有慧皎(497-554)的《高僧传》一书所记的法显传中提到,法显常常对经法不全、特别是律藏的残缺慨叹不已。他也因此决定踏上寻求真经之旅,不觅到他想要的经文誓不罢休。

旅行家

         399年,法显与几位同伴离开了位于黄河大拐弯处的后秦(384-417)。他计划穿越甘肃走廊——这是当时西行较常用的路线。但《佛国记》对此记录不详。这一地区一直动荡不安。一旦道路遭到切断,行人就得等上好几个月。最终法显利用局势稳定的一段时期,抵达敦煌,时间可能是在400年末。此时敦煌附近的莫高悬崖中,对洞窟的开挖和修饰已经开始了好几年。

       从敦煌开始,法显就进入了此行的目标区域——印度化的世界。他描写了这里的人口概况以及佛教信奉的具体情况。在敦煌一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小乘佛教,由此及西盛行的是印度风俗。更远的地方是乌夷(焉耆),当地盛行也是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于阗之后,大乘佛教代替了小乘佛教。这里信奉的佛教出现了变化,因为在此之前,当中国僧侣朱士行于3世纪末行经于此时,此地仍以小乘佛教为主。

         法显对各种佛教活动进行了观察,比如五年一设的般遮越师。游记还常常以存于各地的佛祖圣迹圣物为由头讲述了佛祖生平各种传奇,这些圣迹圣物有佛祖的唾壶、佛齿、佛的足迹、佛的衣服乃至佛的留影、佛钵、佛顶骨、佛仗、佛从忉利天下来的宝阶等等。书中还讲到了佛祖前世所到之处。

朝圣者

        法显对佛祖生平的重大时刻的叙述渐次增多,特别是当他进入到祗洹精舍园或是传说中的净饭王宫殿遗址时。在此,他只是列出了各种令他有所感悟的活动,但并未讲述或东西结。在他的游记中,他描述了当地寺庙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信息,这一点非常宝贵。在中部王国,即印度中部,他讲到了当地是如何招待客僧的。这不仅仅是当地的风俗,也是律藏中所规定的戒律。总的来说,法显不太述及所经各国人口及日常生活状况。在社会及经济方面,只在他觉得这些地方颇为殊异甚或异于中国时,他的记述方有所涉及。他后来是经海路回到中国的。其归程可谓困难重重,险些丧身途中。法显的僧侣游记是中国最早穿越印度洋以及南中国海的见证。

佛国记的翻译

        19世纪上半叶起,法显的游记在西方就已经为人所知,这要感谢法兰西公学院首位汉学讲席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的高质量的翻译。该翻译发表在他去世后的1836年,法语全名为佛國記 Foě Kouě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 par Chy̆ Fă Hian ( 《佛国记,或释法显4世纪末在鞑靼、阿富汗斯坦及印度的旅行》),由德国东方学家柯恒儒(Julius Kalproth, 1783-1835)及朗德雷斯(Ernest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予以完成。其他的翻译版本,英语的有毕尔(S. Beal)(1869)、 翟里斯(L. Giles)(1877) 以及理雅各 (J. Legge)(1886)的版本,最近还有意大利语版以及法语的重译版。

翻译家

         关于法显归国后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只有他首先定居建康(现南京)。在此他和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侣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329-429)共同翻译了他带回来的一些经文。在11或者12篇来自印度或锡兰的经文中,法显仅在其中六篇译文中署名译者。这六篇译文现存仅五篇。大部分翻译的经文中,法显的名字只是作为佛陀跋陀羅的助手出现,有时只是作为印度经文抄写者而出现。有两篇经文是关于佛陀涅槃的,还有两篇是关于寺庙律例的,后两篇与摩诃僧祇部相关,其中一篇是四十卷的戒法,一篇是仅有一卷的比丘尼惩戒篇。这些译文的手抄本非常罕见, 仅有一些残卷幸存于世,比如《摩诃僧祇律》的残卷,编号伯希和-敦煌-3996,这个版本的手抄本可能成于10世纪。另一个更古老的手抄本,可以断定是7到8世纪的抄本,是一本混杂的经文,《佛说杂藏经》,也仅剩残卷,即编号为伯希和-中国敦煌3710的文献。

图:《佛说杂藏经》法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