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游记大爆发的时代，不管是军人还是外交官、传教士还是单纯的游客，他们中很多人都愿意分享他们的所闻所见。
中国的门户开放：军人与外交官的叙述
从北京传教团终结到英国人发起鸦片战争的这些年间，到达中国的法国游客屈指可数，其中包括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中国与中国人》，1842年），可他连香港和澳门的港口以及广州的洋行都分不太清。但是随着《南京条约》迫使中国的五个口岸的开放通商，法国也向中国派出了由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率领的外交及科学考察团，考察团的成员归国后纷纷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撰写发表游记，比如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48年的《1843年、1844年、1855年、1846年中国旅行日记》（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随后数十年间，中法之间数次陷入冲突（1856-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中法战争；1900-1901年的义和拳之战），而在法国，由于军人和外交官的参与报道，热心的读者们大都可以通过报纸跟踪事态的发展。法国首位驻北京大使夫人布尔布隆夫人（Mme Bourboulon）在《环游世界》中发表了她1860年在首都定居的过程，后来她的讲述还由阿歇特（Hachett）出版社发行；作家、海军舰长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在他发给《费加罗报》的数篇文章中讲述了联军1900年胜利进入紫禁城的情景，后来他的文章汇集成《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1）。
传教士的回归
自18世纪末，随着耶稣会团的解散，驻中国耶稣会的财产及在中国传递福音的任务都转到了遣使会的身上。遣使会冒险在边远的地区继续秘密传教，以便摆脱官府的控制，其中最有名的是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他1850年所写的《1844年、1845年至1846年间在鞑靼、西藏及中国漫游回忆》（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h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4, 1845 et 1846）成为书店的大热。但是在《北京协议》签署以后，传教士获准在整个帝国之内传教，并受法国保护，各个教团的传教可以在中国各省自由发展。为了赢得法国人的支持及资助，他们在其团体内发表的如《信仰传播年谱》（Annales de propagation de la foi）这样的游记成倍增加，用来介绍了当地人民悲惨的生活及他们使命所面临的危险。有的传教士甚至比探险家及学者走得更远，比如遣使会的谭卫道（Armand David）在他所著数部游记（1874年著《在中国西部的旅行》、1876年的《在中国西部探险的第二次旅行》）中所描述的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就非常值得大书特书。
旅游中国的开发
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在中国出现了西方风格的旅馆、现代交通工具以及向导和翻译，为旅游业的开发提供了便利，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1869）更是大开方便之门。刚开始的时候，游客游览中国是其乘坐邮船周游世界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到访的地方也基本上只有各条约签订后的通商口岸与城市，这一点我们可以参阅吕多维奇·德博瓦尔（Ludovic de Beauvoir）所作的《环球旅行》（Voyage autour du monde，三卷，1869-1872）。但是随着西方人在中国的人数不断增加，游客可以依赖长居中国的外国人的接待，深入到中国的内地。比如马尔塞·莫尼耶（Marcel Monnier）就沿着扬子江从上海一路向上游进发到达重庆，在周游四川之后，又下行到越南的东京（《环游亚洲》第二卷《中国》，1899）。与此同时，也有人组织真正的探险团队，雇佣中国人及马匹一路陪同，以便避开一般旅游的路线，比如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09年的时候就曾组织过这样的旅行，他的同伴奥古斯都讲述了他们的旅行（《中国手记》，1923）。大量的此类游记常常重复同样的内容，讲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同样的陈词滥调（被遗弃的儿童、放在笼中被斩的首级、吸鸦片的人、污秽、衰败的古迹等等），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形象非常负面。但到了19世纪末期，探险家、记者及冒险家们讲述的是深入到了邻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探险故事——特别是从印度支那出发穿越南方地区的探险故事——又重新唤起了读者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