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园林艺术的独特传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艺术形式还传播到了汉语圈世界的朝鲜、日本及越南等地，并且在那儿不断地得到扩展、变革、调整和适应。
在贵族与文人的圈子里，园林艺术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园林设计及使用方面都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生存于世的模式紧密相联。中国的园林艺术远非仅限于植物的培养，它构成的是一种栖居的场所，与建筑及空间关系密切、为人提供可以寄思期间的景观，而且它还激发各种感知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园林景观
各种动物如林间枝头或是笼中圈养的鸟，又或池中养的鲤鱼及金鱼都是构成园林景观的要素。园艺植被（树木、开花灌木、竹子、各类花草如牡丹、兰花、荷花及菊花等等）因应季节与花期的改变而变化更新，其间还点缀着因形态独特而被选中的石头，它们被灵巧地安置竖立或堆砌在一起构成假山（掇山）。
立体景观的构造还包括创造水流的跌宕起伏与宛转，最终将其引入湖塘，湖塘之上常建桥或堤坝，连通岛屿。造园惯用的色彩在数量上被刻意减少，但是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样的园林常常是对文学及绘画所描绘的世界的反映，它一方面受到主流思潮（儒、道、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宇宙的某种整体感知比如风水这样的设计实践的反映；反之而言，园林也同样对文学和绘画做出了贡献。
园林景观常常以景的连续性为特征，以此实现步步见新景的构思，其所采取的手段包括使用门或窗户的框架取景，又或者以人处其间因坐处不同而产生的视角变化进行“借景”。变化多样且形式自由的亭台楼阁在园中也是一个构景要素。计成（1582-约1642）十七世纪初所著的《园冶》是一篇独特的园林专著，此书面向那些热切希望培养园林艺术方面品味的读者，书的内容主要介绍他按不同的人及用途所推荐的不同建筑方式。
一种避世的生活框架
文人本身就是数不胜数的园林的作者、使用者及专业的批评家；园林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框架：在这里，他们可以隐身园林之间，不受官场繁文缛节的干扰，纵情于自己所喜爱的活动。君子文人可以在此投身艺术创作，特别是诗歌、书法与绘画。“园”为他们提供了实现独善其身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可以与同好分享交流的社交活动场所。
江南的众多私家园林，特别是文华荟萃之地如苏州和杭州的私家园林，常常成为18世纪参照的经典和模仿的对象，甚至中国北方的皇家园林特别是圆明园的设计也曾模仿参照过江南园林。
园林中的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复的鉴赏与品味，也常见于书画之中，园林本身也常用题诗书匾完成最后的画龙点睛。园中可以成为收藏书画古玩之所或者植物盆景鉴赏之地。此外，园林还具有了解中医药植物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国园林与西方
中西初有直接接触时，中国的园林就激起了西方人的兴趣，他们的兴趣不仅限于栽种的植物或者园艺技术，对中国园林的营造和鉴赏也尤为重要。
法国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要感谢耶稣会传教士记录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特别著名的是1747年《耶稣会士书信集》中一封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的信函，对圆明园进行了描述，又或者具有专业学识的旅游者如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他对西方的园林艺术，特别是对十八世纪景观园林的飞跃发展以及英国的中国园林热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对欧洲的整个装潢艺术也产生强烈的冲击，也由此诞生了多方位的中国风的创作。
这种对梦想中的中国以及对异国情调的园艺的迷恋在十九世纪渐渐淡化。在1860年圆明园遭到摧毁之后，日本的园林接替了中国园林进入欧洲人想象的视野。这一时期还以摄影术的出现为特征，它为今天了解重新发掘一系列古老的甚至已消失的园林提供了宝贵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