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对整个亚洲，特别是华人世界乃至汉语世界的所有伟大的传统思想与宗教的收藏与研究中，佛教的地位一直颇受推崇。
早在十六世纪，首批前往南亚、东南亚及东亚诸国的传教士及探险家就意识到，这一地区拥有同一种宗教，即佛教。到了19世纪末，对佛教经文的研究也成为学术东方主义兴起的核心。
佛教的发现
十六世纪抵达亚洲的传教士与探险家们在不同的文化及语言背景下都发现了佛教的存在，这一发现涉及的国家有日本、中国、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后来还包括越南、蒙古和西藏；在其他一些国家，他们也观察到佛教的残存形式。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用不同语言描述的各种宗教传统其实具有同一个起源。即使是对现代历史时期之前的佛教徒来说，这同一起源也并非总是不言而喻的。从十七世纪起，随着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文献的深入研究，有些传教士认为可能存在着一种极其古老的自然哲学，是不同形式的佛教的源头。直到十九世纪随着梵文（主要是来自尼泊尔）及巴利文佛教经文的发现，佛教学才作为一门学科涌现出来，我们对这一宗教的古老起源及传播的了解也才变得清晰起来。
自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东方主义学者发现了佛教以后，他们眼中的佛教似乎就带有一个独特的光环。一方面佛教是最饱受赞誉的传统，因为佛教的教义文本具有高度思辨性与逻辑的严密性，也因为佛教常被人描绘成乐观主义的与无神论的（或者至少是对神性的概念与状态不感 兴趣），另一方面佛教也是一个最饱受诋毁的传统，因为所谓的佛教在现代的颓败。也正因如此，这一学科直到最近还是对佛教的起源更感兴趣，对生气勃勃的佛教传统却兴致索然。直到21世纪，佛教学才把对经文的研究——包括对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最古老的手写经文的研究——与对我们世界上的佛教实践的观察完整地结合在一起。颇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一把语文学及哲学研究与佛教体验结合的方法是在发现了古老的手写经文后被激发的。
敦煌的发掘
1900年，在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敦煌绿洲上的一座绘有壁画的洞窟中，一个巨大的宝藏重见天日，在这个宝藏中有大量的手写本、绘画及数个印刷本，造成了欧洲佛教研究的重大转变。这批宝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带回了法国。其中的绘画部分被赠送给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今天保藏在吉美博物馆）。至于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写本，在一个研究组五十多年来的努力之下，目前终于进入建立一个完整分析目录的最后阶段，并且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佛教历史的认识。
与敦煌发现同一时期的其他中亚考察也进一步丰富了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收藏，其中包含有大量四世纪至十三世纪的经文原本，不仅有中文的，还有藏文、蒙古文、西夏文、维吾尔语和一些在中亚如今已经消失的印欧语，比如吐火罗文的文本。
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献展示了在共同拥有佛教的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交流与交融之广及历史之厚重。这些文献还让学者们有机会认识到，佛教是活生生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一种教义与解经的传统。这一点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56）关于敦煌佛教经济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敦煌的佛教经文让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检视佛教正统的组成方式以及其经典的编辑过程。在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所谓的疑伪经（因其被断为非佛本人所言，而是在其生后所书）。这些疑伪经后来就没有被列入佛经的经典之中， 其中很多也相应消失了，但是它们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佛教内部变动的认识。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些经文中找到很多真实生活中佛教实践的痕迹，比如笔记、账本、个人的祈祷文及见证、白话歌谣等等。经典，特别是皇朝末期中国、朝鲜以及日本的印本法国也多有收藏。但是写本不断地在提醒我们，那些在我们的图书馆中收藏的珍品也是经历了选择、整理与排除过程之后的结果。
图 : 多闻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