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一生共撰写了八百余篇学术文章，其写作形式富于变化，内容广博精深。尽管这些文章均完成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但其中的大部分仍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印度支那、蒙古各国历史以及远至伊朗的中亚历史的基石。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语言文字学家，伯希和拥有一颗超越国界的好奇心和非同常人的记忆力。除了精通古代和现代汉语外，他还掌握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和梵语等多种语言。他既是艺术品和书籍的收藏专家，也是铭文及写本的鉴定专家。凭借他的一双慧眼，大批珍贵文物成为法国的国家级藏品。然而，伯希和绝非向隅书斋的一介书生。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卓越探险家的热情，也看得到实干家的活力与勇敢。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解公使馆之围有功，时年仅二十二岁的伯希和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14年，他被派遣至达达尼尔海峡，并在那里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在探险中亚的途中，他也曾暂别探险队，只身独骑，探寻高山之上的古道遗迹，又或者深入到人迹罕至的遗址收集碑铭题字。
伯希和早年毕业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汉语系和法国政治学院，并获得了英语文学学士学位。正当他稳步踏上成为一位外交官的人生之路时，引起了法国最著名的两位东方学家——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的注意，他们劝其改变发展方向，专攻古代亚洲研究。伯希和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其时刚刚落成的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EFEO）任教。从1900年开始，他被多次派往北京，为学院新建的博物馆购买艺术品，并为学院的图书馆搜集中文书籍。
彼时的中亚是地球上仅存的最后几处鲜为人知的区域之一。像其他欧洲大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一样，法国政府也着手组织中亚探险队。伯希和受命担任这支责任重大的探险队的队长。探险队1906年至1908年期间在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进行考察。伯希和本人肩负考古、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的重任。在他身边，军医瓦扬博士（Louis Vaillant）——同时也是他的童年好友，负责地形测量、天文观测以及自然史方面的考察。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 Nouette）。探险队所到之处拍摄了很多图片，特别是敦煌石窟的图片，都是出自其手。
考察路线
探险队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经塔什干抵达安集延，并在那里为考察准备物资。1906年8月11日，探险队备齐三十匹马，在两名哥萨克人的陪同下，踏上征程，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考察活动。
探险队第一站到达喀什，在那里停留了六周，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伯希和收集到大量写本。他探访了三座石窟和图古曼（Tegurman）遗址。探险队于10月18日再次上路，经过300公里的跋涉来到图木舒克。伯希和在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过去从未被发现的佛教寺院的内殿。探险队于1907年1月2日抵达库车，并开始在该地区进行全面考察。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探险队在库车南部库木吐拉（Kumtura）附近的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Âqour）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一座被烧毁的寺院的图书馆中，伯希和发现了约200件写有汉字的残片，以及一些婆罗米文写本。6月10日至7月24日，伯希和收集到更多残片，其中包括在库车东北部的苏巴什收集到的写在桦树皮上的200余件梵文（《自说品》Udarnavarga）残片。他还在撒拉迪朗（Saldirang）发现了古代商队的通行证以及用此时无人认识的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或称西吐火罗语书写的木简。
经过在库车地区为期八个月的考古发掘后，探险队再次启程，途经乌鲁木齐，抵达地处戈壁滩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敦煌绿洲附近。1908年2月12日至6月7日，探险队驻扎在莫高窟脚下。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也被称为敦煌石窟。
伯希和首先彻底地考察了数百个石窟。这些石窟的内壁从上到下通体绘有壁画，其开凿年代集中在公元六世纪至十世纪。伯希和对石窟进行编号，记录石窟内部的情况，并誊写石窟中出现的碑铭题刻。摄影师努埃特则拍摄了大量图片。
现编号为17号的洞窟开凿于岩壁之上，是一个小型窟室，内藏65000余件写本，主要以汉文和藏文为主，但也有粟特文等其他一些中亚语言文字。其中最早的汉文写本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最晚的也起源于公元十一世纪初。伯希和在此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手稿之一、希伯来文手稿一份、拓片以及属于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若干。其他文物还包括大幅的绢本、麻布本和纸本绘画。
负责守卫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为伯希和一行人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从1908年3月3日起，伯希和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蹲在洞中，在烛光的照明下拣选文物。他挑选了4000余件汉文写本、几乎同样多的藏文写本以及少量其他古文字写本，并同王圆箓谈妥了购买价格。
其后，探险队继续出发，并于9月28日到达西安。探险队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月。利用这段时间，伯希和从古玩商处购买了一些文物和书画，并获得了一万余张碑石墓志拓片，其中大部分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石碑的拓片。
探险队的任务于郑州结束，但伯希和并没有马上返回法国，而是继续四处游历，观赏艺术品收藏，并购买了30000余册中文图书，以方便未来的法国汉学家研习中国文化。这些书籍包括“丛书”和“地方志”，现与拓片一样，收录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A与B”系列中。
作为此行的最后一站，伯希和来到北京，希望与京城的中国学者建立联系。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伯希和告知其关于敦煌藏经洞古代写本的重大发现，并向他们展示了几件他所获得的写本珍本，中国学术界立即意识到了敦煌石窟的重要性。学者罗振玉于1909年发布了伯希和展示的部分写本。中国学术界马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督促官方将莫高窟所遗之书悉数运往京师。
回到法国后不久，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1911年特为其所设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的讲席教授。从这时起，除了因为战事和短期外出游历外，他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1945年去世。
伯希和因其为远东研究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而得到广泛认可。他曾潜心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路线，并对“丝绸之路”上行脚僧人的笔记进行了分析。在其早期作品中，他对反映中国独有思想的道教与中国早期本土化的佛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了二者之间互相借鉴、相互吸收对方要义的事实。其实，伯希和对佛道合一的兴趣绝非无根无据。中国自古就流传译本名叫《老子化胡经》的道教经典。经中记载道家宗师老子有一天在西域消失，后来他的学说又在西方出现，并以佛教之名在中原大地传播。
伯希和的名字与敦煌石窟和中亚探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此发掘了数座古代遗址，特别是在库车。在敦煌，伯希和是奠定莫高窟科学清查的先驱，他将洞壁上的所有题字抄写下来，绝不放过任何只言片语。他还让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和佛教造像照片。回到法国后，尽管出了一系列的波折，他仍尽全力发表了这些从未公开过的图片。
其探险笔记的发表时间则要晚得多。他在敦煌石窟所做的科学工作记录了他对当时或者是二十世纪初期石窟的面貌的观察，迄今仍是历史学家研究敦煌的珍贵史料。
伯希和收集的文献及文物于1909年底运抵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负责保存其中的写本部分，古器物、绘画和织物条幅则由卢浮宫收藏，并在到馆后不久即对外展出。目前这些文物存于吉美博物馆（ Musée Guimet）。
数代的国际专家和学者都有机会直接参阅伯希和带回的佛经、各种文本及档案文献原稿，为多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并让已经湮没的一段中国及汉化中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历史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写本的编目工作先是由伯希和本人进行，而后交由来自北京图书馆的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1903年至1975年）负责。王重民在1934年至1939年期间住在巴黎。二战结束后，谢和耐教授（Jacques Gernet）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许多汉学家接过了编写目录的任务。戴密微还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建了一支由十几人参加的团队，希望将这一旷日持久编目工作尽快完成。自2004年起，目录说明及敦煌中文写本全部得到了数字化，读者可以在Gallica上查阅所有这些资料。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把这些资料的高清电子数据版还赠送给了敦煌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图示 :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