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这个词在基督教传教士最早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与道教之间关系只能以误解甚至相互漠视来形容。
最初到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对道教的存在早就有所耳闻。在与文人朋友的交谈中，道教也曾被提及，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字记载中，道教的名字也已赫然在列。不过，似乎此时的传教士并不与道士往来，对道教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也所知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提到道教时均是一哂置之；当然，他们对历史悠远的思想著作，特别是老子《道德经》则心怀尊重，不过与其原先的“哲学”起源相比，现实中的道教则被当成了一种迷信，从整体上被视作在传播极端腐朽的巫术。这一偏见基于现代的、人为设立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的区分，并且对后来者形成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今天依然可见。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批道教文本
不管怎么说，自18世纪起，大量中国宗教经文，特别是道教经文被带到了法国——在古桓（Maurice Courant）1902年所做的第十章“道教”的目录中标录了59本经文。这一重要的文献中，某些文本就是在中国也已变得极为稀少，比如1806年的《聖經彙纂》——一本清末在文人中间广为流通的基本宗教经文汇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劝人行善的“善书”，是近现代中国宗教文学的主流类型。所有的专家并不把这些书籍归类于“道家”，但是古桓的做法也不能算错，因为在这一类构成中国宗教传统的宗教文学中，道家的影响确实非常关键。
早期的翻译
正是在这一巨大文献的基础上，第一批非传教士的汉学家开启了对道教的探索，并翻译了道教的基本文本。翻译的作品当然包括《道德经》，但也包括一部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印刷的文本，即描述无上道德的《太上感应篇》，后来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家图书馆也收藏不少其中文版本。1816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年将其翻译成了法语。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首位中文教授（1814），1824年还成为法国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负责人。1835年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重新翻译了此书（目的是对雷版翻译的予以补正）， 法语题为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雷慕沙与儒莲一样，都是把这些经文作为道教经文来介绍，因此在法语中自然也使用了宗教语汇，为译文创造宗教感。汉学家对这一文本的兴趣后来也减弱了，到20世纪末，这一文本的译本只有重编版。
道藏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二十世纪初从敦煌购回了大批当地发掘的写本，其中大部分是佛教文本，但也有一些前所未见的道家文献，为更好地理解中世纪时的道教及其实践做出了贡献。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道藏的研究。道藏是1445年在皇帝的主持下汇集出版的一千五百多篇道教典籍（1607年还对其做了补充）。法国皇家图书馆也很早就收集到了一套宝贵的完整道藏。可是法国对道教的全方位（哲学、神秘性、历史、礼仪、审美、社会、道德、政治）研究直到1926年道藏在上海的重印及广泛发行才真正得以展开。这项研究尤以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及其后继者为甚。他们前往实地考察这一鲜活的传统，并着手为我们描述世界重大宗教中最被忽略的这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