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中国的直接认知起自十三世纪中期。当时的教皇和法国国王都曾向蒙古帝国派出过外交特使，这是因为蒙古人的铁骑1240年攻陷基辅之后，还继续践踏蹂躏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土地。1245年，教皇因诺森四世派出方济各修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al Piano dei Carpini）和多明我会修士法国人龙如美（André de Longjumeau）各取一路寻找蒙古大汗，希冀以此劝说蒙古大汗放弃对基督世界的进攻并皈依基督教。贵由可汗对教皇及基督教地区首领的回答是——臣服于大汗以换取大汗的保护。此时，十字军远征中的路易九世（圣路易）也于1249年1月到达塞浦路斯。他再次派出龙如美前往蒙古。龙如美此次得到的使命是要和蒙古结成夹击马木留克的联盟，以便重新夺回耶路撒冷。来自教皇密使、蒙古密使、东方基督教首领们、叙利亚的阿拉伯王公们、特别是统领波斯和近东的蒙古可汗派到塞浦路斯圣路易身边的聂斯脱里派特使的消息与资料都为这一想法提供了支持。然而哈拉和林的继承人之争，让这一努力再次付之东流。1253年，圣路易派遣方济各修士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 ，生于法国弗兰德）带信给蒙古首领——但此次行动在政治上如石沉大海，未能掀起任何涟漪。
在这些早期交往中，欧洲的密使们从未远行至中国，但是他们证实了这个古人笔下提到的国家的存在（他们据蒙古人用的“契丹”一名称其为“秦国”或“Cathaia”），而且指出这个国家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蒙古帝国的。这些旅游者的记录与观察促进了欧洲人的地理认知和批判性思维，也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书本知识提供了经验材料的对照，如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根据鲁不鲁乞的游记（ récits de Rubrouck）所做的那样。同样得到推动传播的还有来自中国的发明，比如火药。更多的宗教人士与商人受此激励，冒险前往东亚，希冀能够帮助那儿的基督徒或追益逐利。在这些人的游记中，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广为人知。这本用法语笔录的游记，描述了他在1271年建立了元朝的蒙古皇帝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被称作“契丹 « Cathay »”）的“奇闻”，激发了中世纪乃至其后的欧洲的文学、思想及艺术想象。
16世纪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率先做出的地理大发现，受到了科学探索的精神、传播宗教福音的理想以及军事与经济征服的欲望的驱使，而这一地理大发现所带回的信息让上述旅行所发出的回响继续激荡。1585年，在罗马出版了根据传教士和士兵提供的资料所编撰的一本西班牙语《中华大帝国史》（Histoir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作者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该书出版后，立即被翻成欧洲各国语言，并在随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被作为受过教育的人士关于中国的参考书。这本书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拥有公正公平政府的、“明智而审慎”的国家。蒙田读过该书的法语版（1588年巴黎版）并曾在《随笔集》（note en marge de ses Essais ）中记下了由此激发的思考，“中国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与我们从无交流，他们对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也一无所知，但这个王国在许多方面成效卓著，超过我们的样板。这个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世界更为宽广更丰富多彩，无论古人抑或我们自己对世界都知之甚少”。正如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所观察的那样（《汉学研究文选》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Leiden, 1973, p. 434），法国自近世的早期接触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热，这一热情后来不断壮大，但仍不免被宗教和政治传统的维护者或是现实主义者及怀疑主义者指责为乌托邦或天真。他写道，“中国，这一不知疲倦的原生价值创造者，如同所有那些充满活力的事物一样，它所创造的价值常常自相矛盾，但它却天生具有唤起热情和激起争论的才能。”
17世纪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澳门和广州的航运往来为收藏者们提供了收集来自中国的艺术与书籍的机会。1647年，向公众开放的马扎然图书馆（该图书馆在马扎然身后赠送给了路易十四）购买了所有欧洲关于中国的记录，拥有四本中文书籍，共十九册，现今都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是在罗马教廷十六世纪末发起的传播福音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参与其中的有法国耶稣会士、成立于1658年致力于在东亚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自1699年起致力于全球皈依基督的遣使会拉匝禄会士。
耶稣会士柏应里（Philippe Couplet）与来自广州的年轻基督徒学者沈福宗到访凡尔赛，让路易十四下定决心于1685年自己出资向中国派遣法国耶稣会的六位数学家。这六位学者都是入选了科学院的通讯员，抵华后将效力宫廷及精英并致力于劝其皈依基督的工作——在南怀仁神父（P. Verbiest）对1669年日历的精确计算赢得康熙皇帝的青睐后，（科学之路）被推定是一条正轨。此外，他们还要帮助提高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促进欧洲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688年2月，这六位耶稣会士中有五名成功抵达北京。为了表彰他们在各项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感谢他们用奎宁救了康熙皇帝的性命，康熙皇帝把皇城中的一块地赏赐给了他们。1693年，他们在这块地上建造了包括一座大型图书馆在内的住所，1703年在此设立的北堂教堂也正式开放。1692年颁布了允许基督教传播的容教令。在康熙的要求下，1699年还有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抵达中国。至1775年耶稣会遭取缔为止，来华耶稣会士共114名。他们的旅行都是由国王金库支付的，并且每人还获得了一笔年金（每年约470两白银）及其他各种补助。从1700年起，教皇也接受了驻扎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不受葡萄牙管辖，完全隶属法国并且拥有自己的地区主牧。
法国传教团为朝廷开展了紧密多样的科学活动，并与法国和整个欧洲知识界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他们还向欧洲和法国寄回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从1702年到1776年间，《耶稣会士书简集》定期挑选发表了他们的通讯。在所有他们所发表的书中，反响极大的书有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出版的4卷《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1737年在北京完成、并由格鲁贤（Abbé Grosier）1777年到1785年在巴黎编辑补充分13卷出版的《中国通史或中华帝国编年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这些文字所揭示的是一个独创而理性的世界，其组织原则迥异于欧洲，滋养了启蒙哲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耶稣会士拒绝禁止中国基督徒参与祭拜祖先、孔子及其他官方仪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属于纯粹世俗性质的活动，但是耶稣会士这一行动点燃了激烈的论战，在整个欧洲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外人士中也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笔墨之争乃至狂热与分裂，就连帕斯卡、莱布尼茨和索邦大学也卷入了关于宗教权威的争论。1715年的教皇谕旨禁止耶稣会在这方面继续依循旧例进行操作，并希冀以此结束这场礼仪之争，结果却促使康熙于1717年颁布禁令，禁止基督教在整个大清帝国进行传教。1724年，继位的雍正进一步禁止自己的臣民信仰基督教并驱逐外国传教士，例外的只有效命朝廷的那几个人。虽然传道转入地下，且主要由中国神父在进行，耶稣会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著书立传，其成果为哲学、政治和经济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来源，同时也为启蒙时代的法国与欧洲贡献了艺术和文学的灵感。在中国，他们的科学工作在最有学问的学者中间也激发了新的思想方法。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法国对华贸易的发展。马扎然曾计划让法国跻身于荷兰和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华贸易。1660年成立了一家中国公司，后与1664年国王敕令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合并。但后者的活动仅限于印度洋，没有利用它所拥有的特权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698年这一特权被转给了马赛的商人让·儒尔丹（Jean Jourdan）。后者被耶稣会士说服，启动了与中国的商业活动，他装备了安菲特里忒号（L'Amphitrite）——这也是第一艘在中国沿海航行的法国船只，于1699年开往广州（广州到1842年以前一直是唯一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并且每年仅开埠三个月），船上载有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二批耶稣会士并携带了大批镜子。安菲特里忒号于1700年回到洛里昂。瓷器销售的利润令儒尔丹及其合作者非常满意，于是他们1701年就再次把自己的船遣往澳门。圣马洛的船主也纷纷效仿。1719年成立的印度公司接管了法国在广州的商业活动，并自此占据商业垄断地位。该公司每年向中国仅派遣一到三艘船，而其竞争对手英国和荷兰每年都会派出十几艘。在1720至1769年间，有56艘法国船只在这一航道上行驶，其总吨位达到41 000吨，共载有8000多名船员，其中近10％殁于途中。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法国产品在这样的贸易中难以获利，因此这些船只带往中国的主要是从美国奴隶贸易中赚取的银元，但是，船载货物的比重随着铅、珊瑚、金线及加拿大洋参的出售而增加。据报道，带回到洛里昂的瓷器（1760年以后每年超过30万件）、漆器、中国风的产品、白色棉帆布的销量非常好，茶则到法国境外转售，但丝绸和丝织品很少，因为其质量不适应欧洲市场的需要，并且在在中国离境时所需缴纳的税收过高。
这一贸易的繁荣得益于富裕阶层对中国物品的强烈需求。东印度公司允许邮船的定期往来。然而，1769因为预算的原因，印度公司被取消，国家打算收回对它的财政支持并按照崇尚中国的经济哲学家的想法，开放自由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与中国私人贸易的繁荣，即使这一贸易对资本投入的要求及其所冒的风险都很高。在洛里昂、圣马洛、鲁昂、马赛、波尔多，批发商们调动他们的家庭网络、合作伙伴、同事以及其在整个欧洲的联络人，以便组成一个临时的公司汇集购买一艘或两艘船只、货物和装备所需的百万英镑。他们还吸引了制造商的注意力，比如南特、米卢斯、巴塞尔和布鲁塞尔的印花棉布制造商对白布感兴趣，专业银行——而不是投机金融界对此也很感兴趣。随着法国对美国起义军的支持所形成的新的与英国敌对的情况，在广州设立官方机构，以便规范这一商业团体并为其权益提供保护就很快就显示出了其重要性。
在1764年颁布了对耶稣会在法国的禁令之后，国王继续为北京的耶稣会士提供财政支持。但现在是深受中国吸引的国务秘书兼科学院院士贝尔坦（ secrétaire d’État Bertin）向传教士们就多方面的课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传教士们的资料、消息、研究及通讯都发给他，而他则因为自己所拥有的广泛的学术关系网而保证了这些资讯的大范围传播，特别是1776年至1789年间出版的十五本《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礼仪与习俗的备忘录（北京传教士所著）》（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当教皇1773年解散耶稣会之后，路易十六仍然继续保持对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资助，并派遣几位拉匝禄会士前往北京领导传教团。另外，在满足地方当局所要求的各种手续后，法国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观察中心，即1776年在广州开设的领事馆。从政治角度看，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和保留科学和商业交流的优势。船长和船主必须在进出广州时向领事登记，并报告他们的行程。后者仲裁他们之间的争议，是他们和地方政府的中间人。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领事得到命令“以最大的谨慎”行事，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国政府嫉妒”之事。领事大多居住在葡萄牙的澳门飞地，但领事学习中文并向法国发送相关资讯。自1783起，一位东方学家之子、年轻的小德金（1759-1845年）出任此职。小德金定期向贝尔坦提交报告，而且他本人也和亚洲贸易的重要专家如皮尔·波佛（Pierre Poivre）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然而，法国大革命以及1792年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与整个欧洲的战争，摧毁了法国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位于巴黎和北京的珍贵收藏也遭到摧毁或散佚。在法国，作为君主制国家的中国再也引不起那些思想开明者的兴趣。1789年起，身处中国的传教士和领事就不再从法国获得任何资金。英国还割断了法国与这个国家的海上联系。最后一位耶稣会士于1811年在北京去世，1827年，满清政府没收并摧毁了北堂的居所。小德金于1801年回到巴黎。拿破仑在1813年为其提供了用于印刷他的《中文、法文和拉丁文字典》所需的资金。尽管拿破仑皇帝表现出与中国重建关系的意愿，但遗憾的是战争已经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
这一火种在路易十八首次复辟后被重新点燃。1814年路易十八在大学系统内引入了对中国的研究，即在法兰西学院为雷慕沙（Abel-Remusat，1788-1832）设立了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这在欧洲尚是首次。同时还担任着皇家图书馆员的雷慕沙致力于馆藏中文书籍的整理、从事翻译及出版、培养学生并发展学术汉学。和平回归后，与中国贸易在南特批发商的努力下得以恢复，在南特批发商中甚至还出现一位叫多布里(Dobrée)的商人，此人几乎每年都与英国的合作伙伴装备前往中国经商的船只，而且他本人还收集中国艺术品。知书达理、谈吐风雅的人们重新焕发了对中国的热情，但其内涵迥异于18世纪。巴尔扎克在1836年的《禁治产》（L’Interdiction）中描述了一位德·埃斯巴（d’Espard）侯爵，这位侯爵自1818年起就深陷“中国偏执狂”，“这个民族的行政机关完美无缺，革命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在他们看来，把美的理想作为艺术的原则是荒谬的；他们的奢侈品和工业产品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绝无可能超越，而在那些我们自认高人一等的地方，他们其实也和我们并驾齐驱。”巴尔扎克把傅立叶于1823年创造的“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一新词化为己用，其含义被扩展到来自中国的装饰物件或借用中国风格材料和图案的物件。这个词本来没有贬义——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38年还用这个词作为一首诗的诗名。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个词才成为令人轻视的、轻佻或是新贵女子爱用的“巴扎货”的代名词。与之相反的是，1820年至1870年间对中国风的热爱在艺术沙龙和艺术圈中非常活跃和流行，中国风是虚幻的、奇异的、异国情调的、某种伴随着浪漫主义而复兴的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的美学的一部分。在其流亡之地格恩西岛，维克多·雨果曾经为他自己的住所，1863年又为他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Juliette Drouet）的居所设计了装饰着大量中国风饰物的中国沙龙，里面的丝织品就直接购自一位参与了1860年圆明园浩劫的英国军官手中。中国艺术品以美学上的反差，也为欧洲古典艺术和学术传统的建立提供了助力。1870年以后，对日本艺术的发现对艺术界开始产生影响。但是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在这一世纪中仍在持续进行。这一世纪中，所有媒体和大众画报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法国人对中国的地理、历史，乃至中国政治结构、物质条件和居民日常生活状况的了解都比上个世纪来得更加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文化交流也极富活力和创造力，其光芒就算是政治关系中的暴力冲突也难以遮挡。
在这样一种受教育阶层对中国心怀好感的环境之下，七月王朝1839年提议在东方语言学院开办“通俗汉语”（口语）的教席，以满足中文口译及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需要。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了老师们的拒绝。雷慕沙的学生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只在1841年开设了一个简单的课程。鉴于英国人在中国的行动，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急于维持在该地区法国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并获取准确的信息，因此他加强了在广州、马尼拉、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的领事馆工作。1841年初，士思利（Cécille）船长的海军考察团与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都被派到中国观察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动向，并向中国当局转达法国的同情。基于他们的报告，基佐决定于1843年向中国派遣拉萼尼使团（mission Lagrené）——尽管使团花费不菲。在他的眼中，“在世界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机构，唯有法国人缺席，这是不恰当的”（外交部档案馆，回忆录与文件，中国，IV卷，104页），而且知识的交流、文明的接触是促进真正的政治对话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使团的任务不只局限于条约的签署。使团的随行人员中有许多科学技术专家，其中就包括用银版照相机首次拍摄中国的埃及尔（Itier）。使团的任务之一是带回有用的知识和信息，为以后的交流做准备。
使团归国之后，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发表了大量文章及出版物，这在极大程度上传播了随团专家精心收集的有关中国经济的珍贵认知和信息。1844年签署的《黄埔条约》给予法国与英国和美国相当的贸易特权，即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港口进行的贸易享有5-10％的关税，并拥有在此居住、在特定城区建屋与教堂、信仰自己的宗教、买卖书籍、延请中国教师及在这些城区设立独立掌控的刑事司法法庭的权利。拉萼尼还要求增加建校和创办济贫院的权利。出于个人动机，他还获得了对中国基督徒的宗教宽容的谕旨。该谕旨命令归还其宗教场所，但是条约重申了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违令者将遭到惩罚逮捕并被遣送到最近的开放港口的领事馆。
这首个“不平等”条约（‘不平等’这个形容词是中国人20世纪从日语借用来的，用于描述外国人以武力或不以武力的方式获得侵害其主权的约定）的签订仅把数百名法国人带到了中国，其中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居于中国的法国人数不足一百。与此同时，他们有关中国的通信和记述在法国广为流传。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资源丰富、风景优美，中国人民富有才智，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所遭受的灾难之重和苦难之深是欧洲任何一地都未曾经历过的，而当地贪婪狡猾恶毒的中国官员对事态表现出的则是普遍的冷漠和无能。胡可（Huc）神父笔下的《塔塔尔及西藏的游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 1850）与《中华帝国》（L’Empire chinois，1854）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在法国获得了极大的的成功。
此后不久就传来了的太平天国起义消息，其发展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太平天国推倒偶像，但是也包括圣母的雕像。皮埃蒙特人前传教士翻译官加略利（l’interprète officiel Callery）1853年写的关于太平的书，在政治圈引发震动，并且造成了舆论的分裂。事实上，条约的实施遇到了各种困难，特别是在广州，文人们与朝廷各派连枝同气，多方阻挠条约的实施。由于对贸易进展的失望以及清政府拒绝履行之前修改这些条约的承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在美国的同意下，拿破仑三世的法国与英国并肩而战，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开放”他们的利益，并在北京建立外交使团。
第一批远征军1857年12月占领广州。对保卫北京的大沽口（白河口）炮台的攻陷迫使清政府1858年5月签署《天津条约》。但是，一年之后，当英国和法国的全权代表在未携带任何军备的情况下来到同一个地点，推进条约的批准时，发现这条河上设置了水上障碍阻挡河路通行，他们不得不返回上海。法英政府随后决定进行第二次远征，远征队伍有11,000名英国人和7,000名法国人。在1860年8月1日攻陷大沽口炮台这场唯一真正的战斗及几次谈判后，远征军进入北京，而咸丰皇帝则逃往热河。为了打击皇帝的“骄傲”以及对俘虏们遭到折磨和杀害进行报复，额尔金勋爵下令火烧圆明园（1860年10月17日）。十天以前， 法国士兵已经洗劫了圆明园，而圆明园周遭的居民也予以效仿。1860年10月25日，通过与皇帝年轻的弟弟恭亲王谈判达成了《北京条约》，对《天津条约》予以批准并补充。
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这一战争持续了好几年，参战的有数千名来自不同地区、情况各异的法国人，其中有的只是简单的观察员，其正式任务是负责调查政治制度、艺术与文学。一大批数量庞大、展现了各种真实经历的文章、回忆录和图像及各种战利品在民众间流传开来，直至法国的乡间僻壤。参战者中有少数人留在了中国，或者重返中国，吸引他们的是可以在这个叛乱无处不在的帝国通过武器或者贸易获取的财富。比如曾经于1857年发动进攻广州的日意格（Prosper Giquel），在平叛太平天国的战役中曾为大清帝国服务，后在高层左宗棠与沈葆桢的保护下，在福州打造出拥有法国设备和人员的中国现代海军摇篮——当时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海军兵工厂、培训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军官的学校并建造军舰。与日意格相似的还有出售武器给云南起义的涂普义（Jean Dupuis）以及促成法国征服越南东京的安邺（Francis Garnier），他们也都是随着远征军来到中国的。
然而，在北京设立外交使团和开埠11个新港口并没有增加法国在中国的居民的数量及商业贸易。1872年，4.2亿中国人口中仅有不到300名法国人。法国的贸易依然疲软且亏损严重：对中国出口不到2％，从中国的进口达到12％。新到中国的法国人大部分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神父和修女，这是因为《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人携带中国当局签证的护照旅行并取消了对传道的禁令。在北京、上海、福州和广州建立起了非常具有殖民地风格的小型法国社区，还有大教堂、学校和医院。旅行许可吸引了大量富裕的旅游爱好者，他们常常在去日本之前或者之后在中国的开埠城市盘桓逗留。
回到法国之后，这些游客还为一本 《环游世界》（Le Tour du monde）周刊画报的专栏撰写了大量的游记。 军人、游客和旅居中国的人所发表的印象与游记展示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具体现实，它们迥异于文学沙龙和汉学家的中国。这些记述基本上都坚信欧洲文明的绝对优越，而且常常还带有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一般媒体和天主教媒体也有这样的特点，它们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报道，以吸引对传教活动的支持，这一策略很成功。相似的偏见也存在于当时一些法国引进的中国人的著述中，不过那些偏见反过来是针对法国人的。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常常造成关系的紧张，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如1870年6月，18名法国和俄国人在天津遭到屠杀。此外，传教活动还引发无止境的地产诉讼及日常争吵，大多涉及基督徒获取或购买的产业，以及基督徒拒付地方的费用，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费用与偶像崇拜相关。
与此同时， 一些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和士兵借助于在北京和上海立足的机会——北京是北方文人汇聚之地、上海更是咸集众多躲避太平追捕的华中名士——掌握甚至精通了中文白话和书面语（他们还成功地于1869年在法国引入了启发式的中文教学），并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圈子。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对中国的解读，即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可爱国家，她的人民拥有罕见的智慧和耐力，他们在实行最高尚的美德方面比欧洲人做得更好，并且知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从而对其具有自身合理性和连贯性的政府体系进行革新。1885年出版的《中国城邦》一书就是受到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影响进行反思的一个例子，作者为前法国领事席孟（Eugène Simon），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基于工作价值和正义的模范社会，对欧洲人的行动和心态提出了批评。
除了国家层面的参与者和体系之外，中法关系的舞台上还有一些次要的角色，他们相对自主，相互之间的沟通通过一些额外的渠道进行，往往更加直接和迅捷。战争再次加速了这一趋势。在1884年至1885年的法中冲突中，法国方面的战略目标与基佐1843年的目标类似，即确保法国1870年大败于普鲁士人之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并防止英国独吞整个印度支那。它的领土目标仅限于东京（越南），以补充它在交趾支那的殖民地和安南的保护区。茹费里（Jules Ferry）政府一直排除吞并中国领土的可能性。但是，面对英国的霸权和德国和美国影响力的扩大，他认为法国将来在印度支那所要拥有的地位可以让它在中国市场和现代化企业中加强自身的力量。东京风波（L’affaire du Tonkin）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然而，媒体长期以来所刻画的弱小而卑鄙的中国形象让一般的公众舆论接受了征服中国的想法。
由于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接壤，对中国感兴趣的各界与公众群体在法国迅速扩大。它所带来的是专业职位、杂志与机构的增加，也带来留法中国文人与学生数量的增加，后者也是知识传播的参与者。若非这一新情况的出现，沙畹（Chavannes）1885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时，他的校长就不会引导他专攻对中国的研究了。这一情况带来的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在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偏向历史和考古学，使用的也是欧洲历史和考古这两门学科建立起的科学方法。其着眼点是中国帝国的多样性、政治建设及其制度的演变。私人博物馆和专家对伟大的中国艺术及其美学展开探索，而中国艺术及美学的原则又吸引着先锋派的画家们。
法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显著的变化是在国家政策的阴影下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他们渗透两国关系、派遣专家、收集信息、开办代理机构、在通商口岸建立通讯员网络并由中国内地的中介机构进行转达，还在法国接待中国人。最活跃的一个集团在里昂——他们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客户。1895年至1897年，该集团组织了一个里昂商业考察团在中国各省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调查。中国在1894年败给日本之后，开始寻求法国储蓄资金用来偿还自身的债务并筹集发展资金。东方汇里银行于1897年进驻上海。数家公司相继成立并派出专家寻求获取及开展铁路和矿业的特许经营。在传教士的周围环绕着帮助进行资金转移和投资的银行家与商人。在反对教会干预的共和国，天主教的利益网络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了众议院、巴黎媒体和梵蒂冈。据统计，1895年住在中国的807名法国人中有近600名宗教人士，但他们在法国舆论中拥有强大的支持，当外交官提出放弃法国对中国的天主教宗教保护时，他们的声音立刻甚嚣尘上。
1900年6月，法国政府决定与其他七国组成联军，在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作出这一决定的主导因素是因为义和团在保定附近攻击了京汉铁路的设备以及法国和比利时工作人员，并对驻北京各国公使馆的安全形成威胁，而不是几个月来因传教士和基督徒被杀所造成的情感冲击。媒体立即对北京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的围攻、10万八国联军——包括12,000名法国人——的行动、旅居中国的法国民众的生活经历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报道中充斥着揭露暴行和“野蛮行径”的图片和文献。正如在所有战争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狂热、窥淫、偏见与道义上的愤慨、厌恶或玩世不恭并存。对外国人、包括传教士所犯恶行的强烈谴责亦无缺席。
义和团之战代价高昂，它引发了强权之间的对抗，在实际现场的管理中造成无尽的麻烦，于是在人民积极或消极的抵抗下，征服和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一想法自1880年以来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不过法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设想。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是促成法国在中国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从1897年到1902年间，印度支那得以平定，在杜美（Doumer）的管理下进行了行政重组。印度支那殖民地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国”、法国在亚洲扩张的桥头堡，但它具有自身国家性的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商业圈、资源及自主的军事干预力量。在法国有两种政策——一种是基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地位的亚洲政策，一种是保持对中国的影响力并与中国建立特殊关系的中国政策，这两种政策之间的长期论战和竞争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加入了这场论战，其中一拨是在印度支那扎根的采矿和运输的集团，另一拨则更加国际化，更侧重于金融和机械制造等行业。
这一情况逐渐出现逆转。颇耐人寻味的是，在政府行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十九世纪、法国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十九世纪，从商业和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赢家竟然是中国。不过这一情况在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并未出现。1901年至1949年间，中国方面也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他们的行动时有联合、时有竞争，有时与法国同行交替进行，引导着两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多变进行着交流，并为其注入活力。尽管法国维持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在金融和工业利润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补偿。法国在中国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是以前的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而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力却大大降低，尽管此时在法国土地上出现了更多的中国人。
义和团战争之后，巴黎历届政府和“殖民方”支持法国外交人员自1895年起在当地实行坚定的帝国主义政策。这让法国银行抢着借钱给中国，特别是随着印度支那边界的争端迅速得到解决，他们因此获取了大量铁路和采矿的特许权。因此，法国在朝廷和各省继续推动与满人签订工业、军事和金融合同的积极政策。1912年满族退位所造成的失望是短暂的。在袁世凯的共和国统治下，同样的政策得到了恢复甚至扩大。启动了的经济合作增加了对军事和司法方面的技术援助。当时受到青睐的有两个地区：在北方是直隶和满洲，可以与俄罗斯的利益相结合；在南方有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可以得到印度支那的支持。
这一行动要求结合国际形势对中国的时事进行细致而专业的观察。这种内行专业的分析正是新一代汉学家的工作，包括沙畹（Chavannes）、伯希和（Pelliot）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学者。远东学院1900年在河内成立，其使命是研究东南亚各国、印度和日本。此外，还有许多专门研究东亚的记者和作家。在巴黎还设立了中文文献库，包括新闻、杂志和书籍，并保持更新。
巴黎和印度支那支持的学术活动也涉及考古学。伯希和于1906年至1907年在突厥斯坦（新疆）进行考察，带回了现在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贵敦煌文献。沙畹在东北省份（1907年）的考察成果如今存放在吉美（Guimet）博物馆。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对中国西部省份的陵墓和佛教古迹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察（1909年、1914年及1917年）。还有深入到藏区的医学和人种学的考察（吕真达[Legendre]，1902-1912; 巴考[Bacot]，1906; 多龙[D’Ollone]，1906-1909）。
在中国的土地上，自1894年以来，法国公使馆在施阿兰（Auguste Gérard） 的推动下，开始在中国实施协调一致的文化政策，而此前的法国政府即使在支持天主教传教时，也未曾如此实施。施阿兰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身无分文，精通古典文化，他所梦想的带给中国的法国式保护是他在学校所学到的罗马为高卢和颓废的希腊带来的进步：一种可以带来物质进步、公平公正的法律、自由的理想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的文明。他为此向所有由中国政府开办的现代学校派遣法语老师，并鼓动设立更多的科学技术考察团以及法国教育机构。
这种有组织的文化行动后来成为法国政策在中国的常态，对此激进党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其精神力度等同于他们对普及宣传普世人道主义的支持。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统治法国政治生活的党派在印度支那的管理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留法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最紧密的激进党和社会党领导中的精英，如赫里欧（Herriot）、欧乐（Aulard）、穆岱（ Moutet）或布格勒（Bouglé）也热衷于古典时代，他们一起分享着法国是罗马继承人与人类解放者的这样一个神话。
法国的文化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宣扬的普世性的目标异于与其他外国势力更多对自身“民族”价值的关注，赢得了中国公众的信任。对于接受或寻求法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一文化价值与法国在中国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无关。事实正好截然相反。代表法国文化优越性的不是法国在亚洲的物质存在，而是其否定了暴力和不公正统治的普世价值。二十世纪致力于传播法国文化的中国人并非在华法国人的附庸，也不致力于增加法国在中国的人数，相反他们在努力研究法国文化的同时，远离官方、政治和商业，甚至投身于对法国人入侵中国的谴责和抵抗。
自十八世纪初起，传教士们就开始送年轻的中国神学家到法国接受培训，比如1702年到达法国的黄嘉略，他曾向孟德斯鸠介绍中国。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学生于1875年由日意格带到巴黎，其中有一位陈季同后来成为文学和政治的先驱。在1900年之前来到法国的50名官派科学和法律学生中，还有一位王守昌，1899年与林纾共同翻译了《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小说获得了巨大的的成功，并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写作方式。1900年至1912年间，有250名中国学生到达法国，其中一半以上是自费。许多人为革命摇旗呐喊；李石曾受雷克吕（Reclus）兄弟影响转向无政府主义，并在巴黎印刷中文期刊为其进行宣传。1909年起，他为年轻同胞组织价格低廉的学习之旅。而中华民国的创建推动了向“科学与人权的祖国”——法国的人员流动，但后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一战以后，李石曾发起的“勤工俭学”迅速招募了1600多新成员到法国，此外还有数百名学生来到法国。其中有三十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有一百多人是最早响应共产主义的积极活动分子。
一战期间 ，出于战事的需要，法国从中国招募了14万合同劳工，在战线后方从事后勤工作。这些劳工中有三分之一是由法国当局招募管辖的，剩下的则由其盟友英国人负责。在他们工作的法国工厂，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文书籍影响的青年学生首次跟这些中国工人有了接触，他们致力于解读法国《人道报》以及共产国际的宣传册上的罢工和劳工运动的文章。他们通过书面和口头方式参与到李石曾和其他人的努力中，试图教育这些劳动者并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1920年起，经济危机破坏了他们寻找工作和获得足够工资资助学业的期望。合同结束后，中国工人被遣返回中国; 1921年后，他们当中只有2000人留了下来。许多学生也离开了法国， 学生之中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参与抗议示威而遭到遣返。有些人去了莫斯科。还有几百号人想方设法坚持留了下来，其中包括画家徐悲鸿。还有一些人因为1921年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得以继续学业。该大学得到了法国获得的庚子赔款的补贴。这批中国学生在所有学科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里昂的中法大学主要由来自中国的新生组成，是与法国学术界和知识界以及背景不同的中国人之间成果丰硕的交流中心。二战之后，年轻的中国人再次前往法国留学，他们中有一些留在了法国，例如赵无极（1920-2013）和程抱一，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当前具有世界观的艺术与文学的独创潮流。作为苏拉热（Soulages）、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和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等画家和诗人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也为后者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在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俄罗斯的支持已无迹可寻。金融业务崩溃，遭到中国银行和政府坚决反对的大宗借款业务成为过往。与印度支那银行一样，法国政府在亚洲的前景仅局限在印度支那一隅，因为印度支那的开发让法国获取了更稳定的利润。不过，至1949年之前的这一时期内，法国元素在影响了北京和上海的西方文化中独树一帜。尽管1936年居住在上海的法国人仅有2342名，但法租界环境安静、整洁，绿树成荫且学校优良，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定居。法语联盟、耶稣会士1902年在此开办的震旦大学、法国报刊、杂志和书店还有剧院、电影院都是活跃的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住在北京的是由军人、工程师、专家、编辑、受过高等教育的太太们，还有像从事及推动中国文学翻译的铎尔孟（André d’Hormon）这样的文学家们所组成的学者圈，他们进行古迹和文物的拍摄和清点工作，并与当地的科学界和学者，也和天津和献县的遣使会士及耶稣会士的研究工作保持着联系。后者中最具代表的是德日进神父（P. Teilhard de Chardin）。这个圈子是来中国访问或者长期旅居中国的法国作家歇脚的驿站。比如谢阁兰和圣琼·佩斯。他们跟之前的保罗·克洛岱尔一样，都是一种想象汉学的创造者，他们吸引的读者远远多于巴黎大学中越来越专业的汉学。北京的学者圈为1936年创办的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所1941年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人类学、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很多新一代汉学家在此得到过培训。研究所与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密切合作，直到195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命令下予以关闭。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章。
图 : Vaiśravaṇ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