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初，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1800-1862）在路易－菲利普的授命之下，率领一支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一支商业代表团。
1844年10月24日，拉萼尼与耆英签订了中法之间的首个《条约》，又称《黄埔条约》，这一条约标志着中法两国之间真正外交关系的建立。如同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这支法国代表团在此次访问中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以及东南亚的信息。
出使的前奏曲
随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中英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法国政府在远东设立领事馆并向这一地区派出了数个使团，试图掌握中国海域的情况。
1840年6月，英国舰队到达广州，冲突随即爆发。此时，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由海军部和外交部联合组织的特殊代表团。海军部命令船长士思利（Cécille，1787-1783)）前往中国海域考察法国领地的情况；而外交部部长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则派遣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获取有关中国及英属印度的准确信息。真盛意还接受农业商业部的安排，以便获得农业商业部的特别指导，为法国谋取可能的商业利益。
1842年1月真盛意刚抵达澳门，就与当地法国实习领事汇合，并且同士思利展开了竞争。法国政府此时相信在广州设立领事的必要性，因此任命拉地蒙冬（Ratti-Menton，1799年生）为法国驻广州领事。实际上，在宣布对蒙冬的任命后，真盛意反而进一步加快了其与耆英的谈判工作，希望能够确认某些“大的原则”。在拉第蒙冬到达澳门之后，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据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1810-1862）的《日记》所述，真盛意、士思利、拉第蒙冬及沙利在中国人的眼中，“全都在各行其是，希望可以成为此事的主宰，并且按照各自的观点和个人利益进行谈判。”
拉萼尼的使团
1843年初，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决定向中国派遣一支使团，并任命前驻希腊全权大使拉萼尼执行这一使命。与使团同行的还有一支商业代表团，其根本目标是谈判缔结一项友好的商业及航海条约，为法国获取跟英国一样的有利条件。还有与特使商讨工业与农业交流合作的计划。此外在外交部给拉萼尼的秘密训令中还要求拉萼尼为法国海军在中国境外的中国海域寻找一个合适的停靠、补充给养基地。
外交部决定使团的组成如下：
- 拉萼尼男爵，使团团长，全权大使及特使；
- 一等秘书拉斐耶侯爵（Le marquis de Ferrière Le Vayer，1812-1864）；
- 二等秘书大古伯爵（Le Comte Bernard d’Harcourt）；
- 历史学者、《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特派记者莱蒙（Xavier Raymond，1812-1886）；
- 随团医生伊凡（M.Yvan，1806-1873）；
- 主事敏体呢（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
- 外交部固定随员蒙热（Marey-Monge）；
- 一位雇佣随员，三位独立随员及使团翻译加略利（J.M.Callery），当时住在澳门，是领事馆的翻译。
由农业部与兰斯、米约桑、圣艾蒂安、里昂及巴黎商会协商后任命的代表团成员有：
- 棉纺业代表奥斯马纳（Auguste Haussmann，1815-1874）；
- 毛纺业、呢绒业及香槟酒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1021-1900)；
- 丝织业代表埃德（Isidore Hedde，1801-1880)；
- 巴黎化妆业代表雷纳（Edouard Renard，1812-1898)。
财政贸易部也派出了代表海关首席监督伊第埃（Jules Itier），负责研究关税及航海的问题；海关雇员兼伊第埃秘书拉沃莱（Charles Lavollée）。而外交部派出了巴斯兰（Mallat de Bassilan，1808-1863），负有考察印度支那的特殊使命。
使团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团队，其前往中国的路线也不一样。1843年12月12日，外交使团在伊第埃及其秘书的陪同下，在布雷斯特登上了宁静号舰队启程前往中国，采用的是当时常规的行程，途经南美洲，于1844年8月13日抵达澳门。商业部的代表团则在外交使团二等秘书的带领下，于1844年2月20日乘坐阿基米德号从布雷斯特出发。阿基米德号是第一艘远航中国的法国蒸汽船，它沿欧洲和非洲海岸线行驶，绕过好望角，在停经数个中途站补充给养及进行调查之后，于1844年8月24日抵达澳门。代表团也随即展开工作。
耆英与拉萼尼之间的谈判以及代表团的考察工作
在拉萼尼到达澳门之前，本次使命的任务就已经几乎完成了。中国官府对真盛意的计划已经表现出兴趣；耆英在和拉第蒙冬的会谈中也已做出了正式的表示。
拉萼尼坚信天主教在中国可以为法国的利益提供服务，他非常想要与中华帝国的代表谈判宗教的问题。基督教也因此成为两位谈判者谈判的中心内容。在经过长时间的以信函往来的方式进行谈判之后，两位谈判者终于达成协议，允许所有法国人在五个开埠的港口设立教堂并信仰自己的宗教。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一许可是有条件的；但是大部分法国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对文本的解读是在整个帝国内部同样具有宗教自由。
而商业代表团勘察中国之旅以东南亚之旅为分界线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4年8月末至1845年二月中，代表团的活动主要是在澳门和广州之间展开；第二阶段从1845年10月3日持续到1845年12月22日代表团离开广州返回欧洲这一天。在第二阶段，代表团访问了除了福州以外所有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港口以及一些以手工业而闻名的城市如以丝绸闻名的苏州及漳州。
使团中有数位多才且充满好奇心的成员，他们对历史、文化、行政、政治、工业特别是对他们访问的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还写下了很多文章，介绍了他们丰富并且极其细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