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两名景教徒

       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斋戒之子”,出自古叙利亚语,他本身并非土生土长的汉人,而且是一名景教徒,来自汪古部族 。汪古人是一支定居在长城附近、特别是黄河大拐弯东北角的突厥-蒙古部族(又称白鞑靼)。不过扫马本人生于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他的父亲是汗八里地区景教 “巡察使”。扫马成年后曾经订过婚,但是最后他放弃成婚,而是一心成为北京景教教堂的神父及教堂管事。他在成为修士后苦修期间,结识了一位名为马尔科斯( Markos)或马尔库斯(Markus)的人。马尔库斯比他小二十岁,来自东胜(Košang) ——可能是位于黄河大拐弯东北角的一座城市,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年轻的马尔库斯的父亲是一位副主教,他跟随扫马修行并受戒。有一天,这两个人突然决定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只是为了去赎罪和得到天主教会神父的祝福。此处我们可以参考伯希和的想法。伯希和看到过一份阿拉伯文献,这是一份在14世纪编撰的神学百科全书,其中对景教主教做过特别的介绍。伯希和据此书推断 ;这两名旅行者是为了将两件衣物放到约旦河中浸泡圣化,这类似于波罗兄弟曾受委派去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采集圣油。也许这正是忽必烈——其母就是基督徒——委派给他们的任务。

旅行

       离开北京后,两位旅行者经东胜、西夏古国,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于阗、喀什。也许他们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塔拉斯(Talas)和呼罗珊(Khorassan)的,在到达阿塞拜疆后,他们在蔑剌哈(Maragha)停了下来,这里是波斯伊尔汗以及景教主教长的避暑之地。在到达巴格达之后,他们发现前往耶路撒冷的路已经被切断。景教主教长决定任命马尔库斯为契丹——即中国的景教主教,扫马为巡察总使。但是路途中的战乱令他们最终无法踏上返回中国的旅途。

         景教主教长去世之后,马尔库斯被选为新一任的景教主教长,被称作“马·雅巴拉哈三世”(Mar Yahballaha III)。由于其职位的原因,马尔库斯与成吉思汗的玄孙阿鲁浑大汗走得很近。阿鲁浑想要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合作,攻占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领土,换句话说就是攻打马木留克,夺取耶路撒冷。扫马遂奉命出使基督教世界。他首先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并在此参观了这里的圣地特别是索菲亚大教堂,然后经海路前往意大利,在那不勒斯上岸,并拜见了安茹王朝的国王卡洛二世(Charles II d’Anjou 1254-1309)。这位国王当时正和阿拉贡的国王处在冲突之中。这是1284年的事。那不勒斯国王遭擒被关在巴塞罗那关到了1288年。拉班·扫马接着去了罗马,但是他到罗马的时候教皇刚刚去世。于是他决定前往法国。在法国,他拜见了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1268-1314)。菲利普同意共同抗击穆斯林,他向扫马表示,“如果连不是基督徒的蒙古人都要与穆斯林开战,夺取耶路撒冷,那我们就更应该进行战斗。我们也会遵随主愿派出我们的军队。”

         拉班·扫马在巴黎住了一个月,期间他拜访了圣礼拜堂,可能还去过圣但尼大教堂。接下来他还去了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美男子菲利普不是只在口头上做出承诺,他之后还派出了戈贝尔·德埃尔维勒(Gobert de Helleville)作为大使, 后者可能在罗马与扫马汇合。但是关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回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他在原则上表示了同意。之后扫马又再次回到罗马,1288年,新教皇尼古拉四世接见了他。他拜访了罗马所有的教堂,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从海路经君士坦丁堡返回了巴格达,带回了不少基督与圣母的衣服的遗物以及给主教长和阿鲁浑的礼物。

         回到巴格达之后,扫马已经年过60岁,他获准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座可汗倡议建立的新教堂的礼拜上。几年后的1294年,扫马离世。阿鲁浑与教皇以及法国国王和英格兰国王之间还保持着通信,1285年阿鲁浑就曾让人带信给教皇,但没有收到回信。1289年在扫马归来之后,阿鲁浑派出了一位特使——这是一位定居在波斯的热那亚人布斯卡雷洛·德吉索勒佛(Buscarello de Gisolfo ),让他带信给尼古拉教皇、美男子菲利普及伦敦的爱德华一世。致法国国王的信 (La lettre au roi de France )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致教皇的信则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

游记

        扫马的游记附录在《东方教会大总管和宗主教马·雅巴拉哈传》(L’histoire du père des pères et seigneur des pasteurs, Mar Yabhallaha, catholicos, patriarche d’Orient)一书中,文章是用古叙利亚文写的,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土耳其东部的一个村庄里发现这本书的一份抄本。很快在1888年,保罗·贝江(Paul Bedjan)就在法国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只有一个翻译成现代亚美尼亚文的版本由美国传教士出版。几年后的1893年,让-巴蒂斯特·沙博(Jean-Baptiste Chabot)神父将其翻译成法语,并且做了很多注释,发表在《拉丁东方学报》(Revue de l’Orient latin)上,从而让这一令人称奇的历史变得广为人知。